庐陵郡文化是指以古庐陵郡治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古代庐陵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庐陵是江西省的吉安市的古称。庐陵文化是江西文化的主要分支和中心支柱，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庐陵文化具有崇文、执礼、守正、秉忠、怀义、恤民的特点，内容涵盖名人、科举、书院、建筑、青铜、陶瓷、禅宗、江右心学、江右商帮、移民迁徙、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等等，范围包含吉安市所辖的十县、两区、一市之地域。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庐陵郡之名浮出历史水面，庐陵行政建置自此有了最早的记载。自晋朝永嘉之乱至晚唐宋末，大量北方人渡江南迁庐陵，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使庐陵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唐以来，庐陵地区中进士者近3000余人，为全中国之最。宋代，庐陵人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他们以耕读为本，以诗书传家，使庐陵成为崇文重教的“江南望郡”。公元1046年，一代文宗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疾呼“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令“庐陵”名动天下。

2019年8月，吉安市出台的《关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专门章节阐述了庐陵文化的研究、传承、普及与创新等一系列做法。2009年，吉安市庐陵文化研究会成立。2010年10月，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获批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截至2023年9月，吉安市共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5个；中国传统村落81个，江西省传统村落54个，此外还有古民居、古书院、古聂氏宗祠、古寺庙、古牌坊、古碑刻、古塔、古桥等与古村落并存。这些历史遗存至今保存完整，展现着不同时期庐陵文化下的地方风貌和文化特色。

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块，这就是今天古村的吉安县。她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自江而南，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姓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新乾县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玉器饰品100余件，震惊了中原地区以至整个世界！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全国罕见。巨型“中华王”、青铜犁，全国仅此一例。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至少证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县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奴隶主政权。可是，为什么不见诸任何历史记载甚至民间传说？破译了这个谜，古代史的某些史实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论将要重写。

秦朝建立以前，三皇五帝，春秋战国，吉安这块土地大约属于有主无名的荒蛮地域，它一会儿属夏商古九州之一的扬州市领牧，一会儿是周代子孙的分封领地，吴、越、楚这江南三大古强国都曾先后将吉安划入了他们的版图，春秋时期，吉安属“吴”；战国时期，吉安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

有史可据的《大明一统志》载：“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楚王负刍，明年置庐陵郡、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始皇废分封诸侯，立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郡。公元前222年，王踏平楚国后，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寿县）管辖着新设立的庐陵县（今天吉安市部分地域）、安平县（今天安福地域）和新干县（今天香樟木地域）。“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由此浮出历史的水面。

此后庐陵升“郡”复“县”，改“州”称“路”，名称几经变易，府治再三迁徙，地域时广时窄。晋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知府孔伦迁建郡城于吉州区附近，应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吉州区建城之始；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改庐陵郡郡为吉州，这是古庐陵的第一次更名；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取三国时吉阳郡、安成郡头一字命名。

赣派建筑又称赣派民居、江右民居。是汉族江右民系的传统建筑。主要分布在江西一带。吉安县赣派建筑代表性村落有富田镇钓源古村、陂古村、燕坊古村、江畔古村、泰和爵誉等村镇。

富田古镇是国家级旅游景区，一座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古镇，通行赣语，这里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史学家罗泌和原上海市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故乡，是庐陵文化重要发祥地，是爸爸去那儿第三季拍摄地，红色、古色、绿色旅游资源交相辉映。自古以来，庐陵就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匡家匡娘娘，文家出了个文天祥，王家有座大祠堂。”这句话涵盖了富田古镇的三个特色景点——匡家娘娘祠—崇孝堂、文天祥故里、王家大祠堂—王氏宗祠。距吉安县市区46公里，镇域面积216平方公里，人口约3万人，境内通行赣语方言，基本上为江右民系。2010年被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称号，2012年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国家生态镇。2015年1月20日公布了全国第二批建设宜居小镇，是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古镇！

钓源古村是国家3A级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古村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同宗后裔聚居地，为独居江南特色的八卦造型古村。古村文化底蕴丰厚，先后有五人进士（其中明代一门四进士，兄弟连科，出任巡抚、布政使司等）。现存建筑190栋，聂氏宗祠8个，书院7处，别墅1栋，民居170余栋。该村保存的150余处明清赣派建筑，由渭溪和庄山两个自然村组成。一条高约9米，蜿蜒千米、呈东西走向，上植1．8万余古樟，形似道家太极图中分线的“S”形山脉———长安岭，将渭溪和庄山分置于太极中分线的两区。其间拥有钓源村七成以上古建筑的庄山村，中有东高西低的十余口池塘一字相连，北有对门山横陈屏列，使庄山村以二山夹一水，形成了传统八卦中的“离卦”。或许是钓源人自古以来就有缘于此，该村古建筑中，幢幢皆可见八卦图形。其或嵌显于门楣，或镂镌于窗，或雕饰于床架，甚至古民居的排列，也依八卦成形。由于南北均以山为屏的庄山村保存的古建筑最多，所以钓源古村建筑以坐南梁北户向居多，坐北朝南方位次之。

渼陂村位于青原区文陂镇，距市中心城区28公里，是国家4A级景区。渼陂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距今有近千年历史。王九思一词原为鄠邑区古湖泊名，南宋初年，北方饱受兵乱，户县人梁仕阶带领族中子孙迁徙至江西省，因怀念故乡，故以渼陂为村名，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庐陵文化第一村。古村芗峰东立，象岭西护，瑶山南耸，富水北流、山环水抱，天然形胜，八卦巷通，水塘环绕，村中保存完整的明清赣派建筑有367栋，且类型较全，有民居、聂氏宗祠、书院、义仓、牌坊、楼阁、店铺、码头、教堂、革命旧居旧址等独具特色。渼古村俨然是一座融书院文化，祠堂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和明清雕刻艺术为一体的江南古村，有着“文武合一，耕读合一，官商合一、红古合一，村镇合一”的独特魅力，被誉为“庐陵文化第一村”，先后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和“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评为“江西乡村游十大最美景点”之一，2008年被授予“国家AAAA级景区”等多项荣誉。古村现有民居582栋，明清建筑367栋，600余户，2800多人，古聂氏宗祠5座，家祠若干，古书院4座，古庙宇1座，古楼阁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

燕坊古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位于吉水县县金滩镇，经赣粤高速公路从吉水互通口下10公里可到或由朱北公路直达，距吉安县市区20公里。燕坊古村是一个明清赣派建筑群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名村，现存明清建筑102处，包括宗祠、学堂、牌坊、民宅、古井、古塘、古墓、古牌坊、明清家具、古雕刻等建筑，均保存完好。具有代表性的宅院为：大夫第、州司马第、麟凤院、三槐第等，宅院门楼“水木清华”、“青阳绚彩”等牌坊挑角飞檐，建造考究；室内描金绘彩、精雕细刻，堂上有匾额，柱上有楹联，室内有字画，门宇、家具有木雕和石雕。村后古樟、古枫和村前古井、古池塘与古村融为一体，具有深厚的庐陵文化底蕴。

宋代、明代和清代之庐陵郡，习经史、应科举之风甚浓。科举入仕是儒生士子的毕生愿望和追求，科举考试则是儒生士子们实现这一追求的道路。科举种种风俗信仰便和科举制度相伴而生，成了庐陵文化中有趣的一面。

1、竖旗旌表习俗是明代科举文化的产物。明代社会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和及第者有褒奖旌表的风气，这在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家族不仅对参加科举考试的族人予以经济资助，对“学成名就”者有丰厚奖赏，还有精神上的旌表，揭竿竖旗就是精神旌表的主要方式。

族人中凡有中举人、进士者，便要在祠堂前高高地竖起一面旌旗，旌旗被两块一米多高的旗杆石稳稳地固定住，旗杆石上镌刻着中第者的姓名及中第时间。

2、修建魁星文塔是祈望文运兴盛的象征和标识。“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是庐陵郡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据史料记载，古代庐陵“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文风盛于江右”，其中尤以宋明两代为甚。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吉安府城迎恩门外右侧建了一座文塔，请当时名人邹元标写了《文塔记》。

明代泰和县江畔古村建有魁星塔，也称为状元塔或惜字塔。古石塔由砖石砌置，六面五级，葫芦顶，高15米，为泰和县第二高塔。古石塔高耸雄峙，造型优美。最上层正南面镶嵌“文运开天”石刻匾，在塔身第五层三个窗口，有石雕“指日高升”、“魁星点斗图”、“天官赐福”等传说故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魁星”是赐科试第一的神灵，被人们尊称为文运之神，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称作“夺魁”，“魁首”。建文塔的目的是为勉励吉安学子洁身自爱，勤学苦读，祈望吉安文运兴盛不衰。

3、利用美好的民间传说或美好的信奉。大多与文曲星或魁星仙人神助之类有关，比如在江畔古村就流传一个状元桥和曲水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文曲星早早来到凡间，考察天下读书人用功情况，他一路顺着赣江巡视过来，先是来到泰和快阁旁的澄江书院上空，听见书声琅琅，心情大悦。

于是，往赣江下游继续巡视，刚过印霞江，前面传来一阵阵读书声，他拨云一看，是一群青年学子正在花石潭上的书院，对着赣江早读，他大为感动，翻开功名薄一查看，决定给这个村庄增加文运，于是提笔在村庄前面虚点几笔，写了个草字“文”，村庄前面出现了一条四转五折的小河，当年，村庄科举考试大中。

村民为了感谢文曲星，把这条小河称作“曲水”。后来，村民又在曲水河上架起了一座石桥，为了纪念文曲星，称之为状元桥。

以白鹭洲书院和阳明书院为代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治于世”的儒家思想。经西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

1、庐陵郡与南唐文化渊源

南唐五代十国，文化凋零，庐陵学人如在严冬里蓄芳待发，默默传递儒家薪火。南唐先主李昪力图文治，大兴教化，却发现连首都金陵都找不齐典籍图册。不得不下令向各郡县搜求。吉州区刺史贾皓发现庐陵县的儒生鲁崇范家里还藏有整整一屋子书，于是向他购买。鲁却谢绝报酬，无偿献出，并发表了一番类似今天答记者问的高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十国春秋》）南唐先主即授予他“太子洗马”官职。李璟李王景以及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无甚作为，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如诗词《相见欢》、《虞美人》等曾倾倒天下多少才子！而哺育了这父子两代，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正是庐陵郡贡献的典籍和师资。

2、首开私人建书院之风

儒家思想“治于世”的功利性吸附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汲汲惶惶，不绝于途。隋朝开始的以儒家经典为本的开科取士，唐时更加完善，中下层乡绅、知识分子甚至平民要取得政治地位，只有读书，应考，金榜题名。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曾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中矣”。就像前些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因而刺激了各种高考补习班应运而生一样，科举取士刺激了私塾、书院兴起。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典籍的诠注解读来传播的，而对典籍的解读又离不开私塾、书院的师长。因此讲到儒家文化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书院文化。据统计，吉安市先后创建的书院多达269所。唐贞观年间吉州区通判刘庆霖寓居吉水县桥乡固洲村，创“皇书院”，这位“退休干部”发挥余热，收徒讲课，该学院为吉安县也在有记载的较早创建的私人书院。但办成“星级学校”的，还是泰和县罗韬于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创办的“匡山书院”。学问超群的罗先生，或许看到王冠一打打落地，不愿从政，或许矢志继绝学、匡人心，便托辞说有病，不受朝廷拟征聘为“端明殿学士”，在家乡创办私人书院，而且很有教绩，民风日淳，消息传到天子耳里，李嗣源颁教书予以褒奖：“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俗成东鲁之区。”还命翰林学士书“匡山书院”并制成匾额赐之。

3、白鹭洲书院大儒云集

说到吉安市私塾、书院，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和西原会馆不能不提。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万里，任江西省提举兼吉州区知州，他见赣江中流的白鹭洲公园绿树点点，白羽飞飞，真是读圣贤书澄明心境的好地方，于是在洲上构筑精舍，创办书院。初创时，这位后来官至宋朝宰辅的硕儒达官自任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后延请吉安永和的大儒欧阳守道出任山长。守道主持书院10年，白鹭洲公园书院成了“国家级重点”学府。宝礻右 四年（1256年）杭州市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高考"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赵昀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于是，白鹭洲书院与白鹿洞书院、江西鹅湖山国家森林公园书院并称江西省三大书院。

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浙江余姚人、儒家理学大师王守仁，初贬贵州龙场驿丞，后改任庐陵知县，他在“痴儿子 却公家事”（北宋诗人黄庭坚在泰和县当县令时写的诗句）的余暇，继续潜心于他的理学体系的建构，常与安福邹守益、泰和罗钦顺、欧阳德、永新颜钧、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何心隐等与他学术见解相近相似的读书人，到青原山去大讲“良知之学”。这位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王阳明，借助“青原会馆”，深刻影响了吉安市的文化发展。清代文学家施闰章曾以“圣域”比称“青原会馆”，以与禅宗七祖“祖关”对应。“青山青水一幅美景留天地，原才原道两篇奇文冠古今”，《青原山志》不无几分夸张地写着：佛禅、理学在此“寝成中国文化动脉之基”。

吉安市区高峰坡原有座“西原会馆”，是唐朝“杜甫”杜甫的祖父、唐上元年间贬任吉州区司户参军的杜审言创建的“相山诗社”遗址，宋时，吉安的读书人为纪念这位开吉州一代诗风的杜老爷子，建成了“诗人堂”，到明代，改作书院性质的“西原会馆”。这里每季有小会，9月有大会，四方诗人、学者上千人在此聚会，讲学游学，以文会友，一时多少文士雅事！

4、地方兴教鼎盛

庐陵郡地方历来重视教育的兴盛。经书启人智，智慧创奇迹。

庐陵全境有序与学宫，民间有塾馆、义学与书院。家藏诗书，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山间茅屋也闻琅琅书声，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唐开元年间，吉州区通判刘庆霖在其治所创建了篁寮书院，开吉州书院讲学之先河。山间学士，纷纷仿效，于是，山乡闾巷大办书院，名流学者讲学其中。自宋至清，庐陵大兴理学，布衣野老也来参会，所以有“江南理学在吉安”之说。自南宋至明清700年间，庐陵城的白鹭书院成为江南四大书院之冠。

庐陵郡历代状元有21名，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一。历代进士3000多人。“隔河两宰相”、“一门六进士”、“百步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的描述，至今传为佳话。

1、道教发祥之地

道教是中原地区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期，是民间流行的方术、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有理论教义、有行为仪程（如画符念咒、驱鬼祭神、炼丹导术等）的宗教。道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样，追求“彼岸”幸福，祈求长生不老或升天成仙，为此，道徒们要寻找潜心修炼的“洞天福地”（道教中分10大洞天，36小洞天和72福地）。吉安县的山川形胜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据清光绪年间编的《江西通志·胜迹篇》载，江西省最早在孙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建造的道观中，就有吉安市市泰和的崇道观、永丰县的梅溪观、冲虚观等，证明道教创立不久，很快就传入吉 安并落地生根、发芽。

安福境内武功山，海拔近2000米，终年草木摇翠，云雾缭绕，最高点的金顶白鹤峰有泉流不涸，是脱尘离俗的理想修炼场所，东汉末就已成为著名道场，传说魏晋时著名道家学者葛洪曾到山中修炼。晋朝末年，道教上清派的祖师魏华存因其儿子刘遐出任安成（今安福）知府，随子入籍安福，传播道教。太守高堂亲自布道，其权位效应、名人效应，无疑是对道教的有力推介。

在星罗棋布的江西省道观中，峡江县水边的玉笥山格外引人瞩目。丰城市人氏、元代大学者揭傒斯曾写道：“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日庐山，日阁皂，日玉；玉笥又为天下绝 境。”（《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玉笥山为何成了天下绝境？论风光、论人文都应愧比庐山。原来按道教的说法，玉笥山是“太秀、法乐”之洞天，又是“郁末”之福地，“兼有洞天福地之重”，所以在道家“联络图”上其份量便显得特别重了。玉笥山道观经唐、宋、元不断增扩，声名日隆。历代在此修道的人士很多，著名的有秦朝的孔丘明、汉朝的梅子真、后梁杜昙 永、肖子云、唐朝的罗子房、罗公远等。玉笥山承天观里道士多时达500余人。北宋天衰八年（1030年），玉笥山道人朱旦以医术受到赵祯召见，并赐其号为：“济处士”。

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祖籍许昌市的许逊修炼得道的逸闻。许逊是南昌市人，他弃七品芝麻宫的官帽如敝履，游历江湖，潜心道学，传播道术。在水患连年的鄱阳湖边征服了“孽龙”治水有功，因而被江西人民奉祀为有神力的治水英雄，至北宋，被官方加封为“神功妙济真君”，人称“许真君”。是江西省共敬的神仙，晋代全省各处有纪念他的建筑物50余处，凡有河水泛滥成灾的地方，几乎都有“真君庙”；江西人流寓他省所建立的同乡会馆，也一律是纪念他的“万寿宫”。这位道教神人在吉安县也是家喻户晓的，吉州区西郊的真君山就因地处螺川河与赣江交汇处，山上建有“真君庙”才得名的。每有暴雨成灾，山洪爆发，长辈人总要念叨：孽龙要出世了，于是就祈求许逊显圣显灵：斩孽龙、降洪魔。

道教在古代的吉安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史海捞出的一鳞半爪中管窥一二：梁大同八年（542年），也就是道教传入吉安的二、三百年间，出身于安福大家望族的道教信徒刘敬躬，“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南史》），刘敬躬以龟生金光为神异信号，号召道徒起义，居然攻下安福县城，庐陵州府，后进逼新淦，震动豫章。可见当时道教影响之大。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仅有一万多人口的井冈山市市镇就拥有龙溪观、白云观、鹅岭仙、石峰仙等道教仙观（宫）20处之多。换句话说，进入现代社会了，数百名山民还有一处灵魂参拜处，接受道教的洗礼，可见本土化的宗教--道教在相对封闭的当时的吉安市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与土生土长的“治于身”的道家宗教不同，来自西域印度的“治于心”的佛教是早于道教形成的。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三国孙吴的赤乌年间（238-250年）吉安市已有相当数量的佛寺，僧人啭啰 尊者携西域宝镜来到吉安市城西的天华山传教，将“天华院”更名为“宝安寺”，泰和塘洲、冠朝，永新县的曲江、沙市当时也分别修建了“崇福寺”、“絮桐院”、“尊胜寺”、“松林寺”等。这些佛事所发生的年代与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刘欣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相距仅250年左右。

2、佛教禅宗南禅祖庭

吉安市东南方的青原山，对佛教禅宗的弘扬起过特殊的作用。

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的青原山安隐寺，在唐开元二年（714年）迎来了一位俗姓刘的行思和尚，从此，青原山开始有了生动的故事了，且决定它日后要名垂佛史。

佛教中重要一宗为禅宗，祖师爷是南梁来自西域的菩提达摩，传慧可、三祖僧王山、四祖司马道信。当弘忍为挑选法统继嗣时，引发了一桩禅宗公案。五祖不满意入室大弟子神秀的“渐悟”：“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私淑小弟子六祖慧能主张“顿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他认为更合禅意。于是五祖便将禅法、衣钵秘授给了寺院里米烧火的惠能。禅宗从此就分裂成北、南并峙的两宗。出生于安福武功山区的那位刘姓弟子行思和尚便是弘法于广东韶关的禅宗南宗始祖惠能的首席弟子，他遵从师嘱：“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汝当分化一方，毋令断绝。”回到吉安县故土，入住净居寺，弘扬最得禅宗心传的“顿法”，把佛教从单纯的学问修行引入到道德修行，主张洞察本质，直指人心，我心即佛，别向他求，摒弃了许多繁琐的佛规，直捷便当。这对于企图摆脱苦难的下层人民和不愿放弃优裕的世俗生活的达官仕宦同样具有吸引力，因而大大地弘扬了佛法。

行思禅师成为了禅宗南宗行思系创立人，被尊为禅宗七祖（实为禅南宗二祖），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1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座圆寂于青原山，葬于寺院毗庐阁后山。次年，李隆基敕建"七祖塔",晚唐禧宗又谥其号为“弘济”，并亲题“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以表彰其对佛学的贡献。

行思的法嗣为希迁禅师，后弘法于南岳衡山南台，时号石头希迁。经传创曹洞宗,5传创云门宗，7传创法眼宗，这些佛教流派传入日本、朝鲜、东南亚使得青原山作为“七祖祖庭”而名扬海内外。行思圆寂后不久，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唐永泰二年（776年）被贬为吉州司马、，游青原山时，题写“祖关”二字。唐天宝八年（749年），大明寺鉴真大师和尚一一这位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佛家人第5次东渡日本受阻，从广东省折回，曾到青原山拜七祖祖庭，其得力的大弟子祥彦病故于青原山。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敕题“净居寺”，沿用至今。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它在传播、发展中不断地创新、调整，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人性，因而更深入民心，禅宗“顿法”成为中原地区式的佛教。吉安县历史上信佛、礼佛的人口比例是多少？似无法考究，据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峡江县、永新两县县志记载，当时人口分别为19万多人和34万多人的峡江、永新县，分别存有寺（庵）73处和89处之多，佛教思想对我区人民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基础，吉安的农耕文化曾十分发达。

前面已述，南朝的陈霸先登上帝位，改朝换代，是吉安人民为他提供了大量军粮。他积谷巴丘，委派胡颖为县令，沿赣江两岸广收军粮50万石。若按当时全市人口33万计算，人均1.5石，折合为人均贡献90公斤，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51年间，可证见当时吉安的粮食生产水平。

自唐、五代十国至宋、明、清，吉安县市的丘陵，山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谱》序）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为赣中粮仓。赵顼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10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黄犊眠处高树荫，白鸡啼时远炊烟。”

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是赵煦时，泰和人曾安止撰写了农学专著《禾谱》。仅从残存书稿来看，就已记录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苏轼贬往岭南，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郡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区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还有麻、桑、茶、果的栽种，代有珍品，时有贡品。

以吉州窑陶瓷文化为代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是从陶嚣的应用开始的。”陶的应用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铜、铁应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须臾不可离的。吉安县市陶瓷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青原区河东镇庄塘村东的案山，出土了印纹陶片。沉睡在吉安市天玉乡簸箕岭上的千年临江古窑，是目前中国已发掘的最大古窑作坊遗址，它再现的制姿工艺全过程，能让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业的辉煌。为保存这一对研究中原地区陶瓷史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工程一京九铁路不惜改道。

最有名的还是座落在赣江西侧吉安县永和镇的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永和原属泰和，泰和谓西昌市，故永和古称东昌。到宋代因其陶瓷业发达而成为天下名镇之一，永和窑群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窑”价最高，特别是舒翁之女舒娇的陶瓷制品几乎与当时天下最有名、“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的浙江龙泉“哥窑”等价。到南宋时，吉州窑烧制的紫黑釉瓷别具特色，其纹饰手法多种多样。吉州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至今尚被日本等国收藏为国宝。

吉州区窑后来衰落了，但许多技术工人去了景德镇，对那里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镇陶录图说》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这么一种说法。

庐陵郡手工制作业历史悠久，成就辉煌，造纸、陶瓷、漆器、造船、纺织印染和建筑业尤为突出。

明代螺钿器物里，以吉安县生产的螺钿最为著名。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上有云：“螺钿漆器出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俱是坚漆螺钿者……”，可见吉安在明朝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之一。

吉州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中，有唐开元年间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有宋代以滑竹为主原料生产的吉州竹纸和永丰玉扣纸。

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南北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

江右商帮的主力量

商贸业和手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

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代，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市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爱新觉罗·弘历封他为大夫。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历史上庐陵郡商人曾修过一条青石板路，从吉安县通湖广。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

千里赣江，舟如织，诏书、政令驰往百越，贡品、使臣呈向天阙，贬官商贾，戍卒举子，艺人浪人熙来攘往，给封闭的内陆吉安的农耕文化带来了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还有观念冲击，从而惠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它从万安良口入境到新干三湖出境，纵贯6县1市，全长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舍昼夜，不但养育了两岸儿女，更主要的是在陆路、空中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社会，曾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

赣江的便利，除了军用、客用，更主要还是货运。自唐武德元年（618年）赣江清运就很发达，吉安市作为赣江中游的航运码头，曾是货物集散地，这也刺激了吉安县的造船业。宋朝就开始在吉安设立了由宦官监督的造船场，造船所需木材，主要从永新、遂川县采买。赣江航运运走的是吉安的粮食、矿产、木材、茶叶、陶瓷、蓝能染料及柑橘属水果等大量土特产品。到明、清时，每年8万余担大米也由赣江“运止于淮”，通过南北大运河，转运到京郊通州。

新干界埠的战国粮仓规模不小，它是官仓还是屯积的军粮？但它紧挨赣江，是古代政治家或军事家利用赣江的物证；三国鼎立时，东吴大都督周瑜也曾在赣江的峡江县河段操练北洋水师。

南北朝时，本是江苏省人的陈霸先发迹于岭南，于公元551年6月，趁赣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巨石皆没”（《陈史》），亲率大军从赣州市顺抵泰和，得到赣江沿岸豪强大族的响应支持，筹集军粮50万石。正是这种水利、人和成全了一代枭雄，使他得以取梁而代之，在南京建立了南陈。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堂堂大宋皇帝的伯母隆佑太后被金兵追得仓惶南逃，曾留宿峡江的江边小村。穷苦百姓们尽了良民的义务。因国难中的这份难得情份，她给小村赐名“暮膳”，至今仍为巴邱镇一个自然村。后来太后在万安皂口（今为造口）舍舟登陆，才没蒙受当俘虏的国耻。赣江保全了北宋天子家的面子！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江西省提典刑狱任上，一次赴赣州市经万安县，对这段辛酸国史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赣州城里建有郁孤台，这一旅游资源应是从万安“借”去的。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沿赣江而上去赣州，曾驻节伏魔寺（今新乾县荷蒲中学内），还曾题诗于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恶魔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据说，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也曾驻军赣江之滨的新乾县，该县神政桥乡的庄上村，古名“旌忠庄”，即韩、梁夫妇的庄园。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偏安的南宋已如秋风里的瑟瑟枯叶。一片丹心的文天祥，屡经失败后又从广东省募集万余人马，沿赣江北上去杭州市（今杭州）勤王。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278年5月在岭南被俘。元军押他过了梅关上了囚船。他知道将要经过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白鸳洲书院，感叹“青山重回首，故人无复见”，打定主意绝食而死，归葬故里，引至泰和江面时，留下了绝笔诗：“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篷窗。”后因顺流风急，不久便到吉安县，并未饿死，才恢复进食，两年后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后期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攻打吉安市，正值赣江水涨，他利用集结在余家河一带的商贩木排，顺江而下，虽无轴轳千里，却也浩浩荡荡，毫不费力地连下数县。

现代，孙中山市逝世后，他的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以及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翻译张太雷一行也从广州市出发，沿赣江北上，到达武汉国民政府就职，途中曾在万安县、吉安逗留，与觉醒中的工农大众聚会见面，吉安县民众曾有幸一睹“国母”宋庆龄的风采。

赣江的云水波痕，橹风帆，两岸的青山碧树，沃野田畴，给了历代经赣水到吉安的文人雅士们多少清新的灵感！南宋时与陆游、杨万里齐名的范成大船过清江、三湖一带，见岸滩“桔园甚果多”，悠然吟诗：“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大江绿”“暑温病泛花兰芷香，秋日篱落愁青霜。”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与打击的文人便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往广东惠州，在将要过滩急浪险的万安十八滩时，写下了《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欢喜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达观如东坡，也有心寒孤泣时。7年后，宋徽宗继位他才蒙恩遇赦，北返路上，一路流连。船抵新干，迎接他们的知县是同窗好友张好古。当时新乾县城内金川河上正在建一拱桥，张好古便请这位大手笔题名，苏东坡欣然挥笔，写下了“惠政桥”3字。这是诗人与故友共勉？还是诗人此时对朝廷赐恩感激的心声？为政者德，“惠政”应是通向民心的桥梁！历近千年风雨，惠政桥依然在向人们昭示这一真理。

孝道文化（“庐陵好家风”）

每个人一生，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总是巨大的，一个母亲是否有文化，是否品行端庄，是否教子有方，直接影响孩子一生。母亲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影响孩子思想观念的形成。所以一个男人，若能娶一房好太太，便能“富”三代。当然，这里所说的“富”，并非一定指有钱，而是一个人的思想富，品德富，最终使自己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纵观历史上，那些有建树、有所出息的名人，大都深受其母亲思想之熏陶，从而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这些母亲中，最为着名莫过于中原地区“四大贤母”，她们分别是：孟母、陶母、欧母、岳母。就是这样四位伟大的母亲，她们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她们的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影响中华儿女一生，并成为学习的典范。

历史【四大贤母】⒈孟母仉姓：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择邻而居，为儿子的教育选择好环境；⒉欧母郑氏：欧阳修之母，因欧阳修少时家贫，欧母则以荻画地，教他认字；⒊岳母姚氏：岳飞的母亲，精忠报国的典故为世人称颂；⒋陶母湛氏：陶侃的母亲，封坛退鲊，截发延宾，让儿子结交更好的朋友、懂得清廉。

其中陶母湛氏、欧阳修之母郑氏皆出于吉安。

湛氏（公元243--318年），三国时代（243年）出生于新干南市村（今金川镇），病逝于司马睿大兴元年（318年），终年75岁，葬于今江西鄱阳县城东，现有陶母墓．陶侃因年幼丧父，家贫无所依托，湛氏只好携陶侃由鄱阳回外祖父家。陶母即以纺织谋生养子，供陶侃读书。湛氏家教能严谨，教子惜阴读书，树建功立业之志，还以忠顺勤俭为美德熏陶其子。为此，小小陶侃总以清贫为乐，发愤进取，自幼伴母夜织而读书，闻鸡鸣而劳作。因此，陶侃读书万卷，精通兵法，被其父好友知府范逵荐为县令，直至任长吏、太尉、都督大将军、封长沙市郡公，为国为民，清正廉洁。

欧阳修之母显肃皇后，四大贤母之一，为宋欧阳修早岁丧父﹐母郑氏督教甚严﹐家贫无纸笔﹐尝以荻画地教子。事见欧阳修《泷冈阡表》。后因以"欧母"为称颂贤母之词。

欧阳修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是一个小吏。在欧阳修出生后的第四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刚4岁的欧阳修从庐陵郡（今江西省永丰）来到随州市（今湖北随县），以便孤儿寡妇能得到在随州的欧阳修叔父的些许照顾。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只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又肯吃苦的妇女。她勇敢地挑起了持家和教养子女的重担。

是她们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既成就了儿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们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并成为庐陵好家风文化的显著代表。

庐陵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有时甚至左右文化潮流的前进方向。在江西省，则是赣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有多高？可从下列“之最”中看出来。

新干大洋洲商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江南出土青铜器之最。其中的青铜大钺为至今全国出土同类青铜器中最大的一只，青铜犁和镰也属首次发现。

吉安县永和吉州窑遗址24处，是全国目前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古名窑遗址（遗存24个窑包）。流传至今的吉州区窑产品十分珍贵，英国收藏的凤首瓷瓶视为世界级珍品，日本收藏的几件瓷器被当作国宝。吉州窑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的说法。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写的《禾谱》，记载了50多种水稻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方法，是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

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迸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中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

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册分省地图集。

南宋宰相、吉安县县人周必大退休回乡后，主持刻印了大型类书《文苑英华》1卷，使宋代以前大量的文史最料得以流传，创中国私人雕版印刷图书之最。

吉水解晋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辑人图书七八千种，分装1万多册，共3.7亿多字，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百科全书。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吉安学者有34人。

唐朝贞观年间吉水的皇寮书院，是中原地区私人最早创建的一所书院。庐陵郡城的白鹭洲书院，是全省三大书院之一，曾一次考取47名进士。庐陵郡地区共考取进士近3000名，就一个州、府而言，为全国之最。

禅宗七祖行思（神秀的弟子，也可称为南禅二祖）开创的青原派系，繁衍迅速，禅宗所称的5宗7家，青原派系占了3宗，是信徒多、传布广的宗派。

被道家定位36洞天72福地的玉笥山也有众多真人在此修行。

吉州区居赣江中游，境内江河多，因故造船业兴盛。南唐保太三年五月，吉州铁铸的十字锚，长2尺，重650公斤，系战舰或木筏用。北宋天禧末年，江南及西北造船2916艘，吉州525艘，占38%。南宋建炎二年，据史载“全国造船2676艘，其中吉州造船898艘，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新唐书》所载的吉州贡品中，有丝葛苎麻布。纺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全国有染工匠1000余人，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市，工匠100多人。

影响最大的是庐陵郡涌现的名人。文坛宗师欧阳修是宋学的开拓者，他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民族英雄文天祥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敬仰；独树一帜的宋代大诗人杨万里的诗歌至今还在少儿口中传诵；第一个提出杀秦桧谢天下的胡铨，其硬骨头精神令世代人倾倒；刘辰翁饱含悲愤的词章，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中列专节介绍；罗钦顺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古代哲学史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页；周忱爱民如子，闻名江浙农村，至今有纪念他的生祠。一批批的庐陵郡先贤，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周盔书教授在2001年4月回吉安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认为，庐陵文化的特征“其内涵是博大精深，其表现是优美典雅，其精神是刚正义烈”。他从3个方面阐述：

重视教育

从隋至清的千多年间，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于是科举考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文化是否发达，人才是否众多，声望是否显扬的重要标志。庐陵地区考取的进士近3000名，而文化发达的苏州市只1771人，就一个州府而言，是全国最多的。明代有两届科考，前三名都是吉安县府人，“双连冠”在全国更是绝无仅有。共考取状元21名，名列全国第二。隋唐以后，官员多从举人、进士中任命，正宰相江西省共28人，其中吉安就有8人，占28.6%；还有副宰相9人和众多的尚书、巡抚。他们的为人行政，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国家、为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有的为国捐躯，名留青史，好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崇尚文化，成就突出，文学家、思想家多。《全宋词》中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174人，占12.5%，居全国第二；吉安县有52人，占全国的3.7%,占江西的29.9%。《哲学大辞典》收江西宋明时哲学家50人，其中吉安10余人。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追求理想奋斗不息。庐陵郡还培育了许多史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等。他们博学多识，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

注重精神和品格

欧阳修、文天祥、胡、杨邦乂、解缙、李时勉、刘球等，是庐陵先贤中的杰出代表；还有不少清官、义士、烈女等，他们饱读诗书，受到“忠君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熏陶，都很讲忠义，讲气节。这种精神必然影响到庐陵的文风、士风以及民风，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代代相承。

其具体表现形式请参见：庐陵文化之考略

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达到鼎盛，其中又以吉安的庐陵文化和抚州的临川区文化为代表，而庐陵文化又胜临川文化一筹。所谓庐陵文化，主要是指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述多，达官闻人多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状元进士多，宰相尚书多，学者专家多，忠臣义士多，文章诗词多，书院学堂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人气旺，而且文风盛，特别是忠烈多，并且延续千年不衰，尤以宋明两朝为最。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表现则为优美典雅，其精神却是刚正义烈。以科举为例，吉安县地区的考取进士数居全国州府之首，状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苏州市。饮食文化属赣菜系列，《寻味庐陵》做了详细记载；手工业发达，《庐陵守艺人》记录了当地曾经盛行于乡间的老手艺。

庐陵郡远离黄河、长江，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偏僻的山陵地区，竟有如此先进丰厚的古代文化，是什么原因呢？庐陵文化在宋明时期崛起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北方移民大量南下，在给吉安带来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族南下，在给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吉安县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2.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吉安的经济发展。在东晋时期，北方有五胡乱华，唐代中后北方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南方相对比较安定，战乱很少，所以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开始赶上并且超过北方，因此进入宋代后，吉安县开始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崛起。以吉泰盆地为中心的庐陵郡，无论农业、手工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一石120斤），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因而吉州有“金庐陵”的美誉，不仅对朝廷的贡献重大，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3.岭南通道的开掘促进了吉安与南北方的经济文化沟通和交流。自唐朝张九龄开掘岭南通道，将中原与两广联接起来，从此长江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郡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4.学院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唐宋时起，在有识之士颜真卿、江万里等的倡导和推动下，庐陵大量地兴建书院学馆，前后近300所，达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一千余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这是庐陵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原因。

进入清代，庐陵文化慢慢衰退，到了民国以后，更是落后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文化总的趋势是下滑，但庐陵文化下滑的速度却似乎更快。曾闪现过夺目光辉的庐陵文化，为什么没有保持宋明时期强劲的势头反而失去光彩？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战乱。

太平军与革命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流失，生产受到巨大影响。

二是交通地位变化从开放转入封闭。

清代中叶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千年来连接祖国南北交通的赣江水道和大庾岭商路逐步冷落。京广铁路的修建，赣江的交通地位再次下降，庐陵郡地区失去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变成了三面高山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