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1719-1795），清朝爱新觉罗·弘历六部侍郎，文学家。他出生于嘉善县枫泾镇（今上海市金山区），字昆城，号金圃、丰甫、东墅，晚号西。谢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涵盖了诗、词、曲、文等多个领域。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当时文坛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乾隆文坛第一人”。

乾隆十六年（1751），皇上南巡，谢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因为连坐了撰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碑文语失当，下部议，降调。二十四年，回部平，谢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省学政。

四十三年，调礼部。四十五年，调吏部。广西全州知州彭曰龙坐纵革役复充，夺官，诣部请捐复。大学士阿桂领吏部，将许之，谢墉以为不可。时有商河县教谕侯华捐复，方议驳，谢墉援以例曰龙。章佳·阿桂疑谢墉为华地，奏闻。上命讯，华力言无嘱，乃用谢墉议，不许曰龙捐复。四十八年，复督江苏学政。五十一年，任满，还京师。上问洪泽湖运河水势，谢墉奏：“洪泽湖渐高，民间传说‘昔如釜，今如盘’，请加疏濬。”五十二年，上以总督李世杰奏洪泽湖水注清口畅流，命谢墉往与世杰勘湖水浅深。寻奏湖水深至十丈，浅亦在一二丈间，墉自请议处。上以湖水前年较浅，谢墉得自传闻，据以入告，兹既已勘明，免其议处。谢墉两任江苏省学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语讥。章佳·阿桂偶以闻，上命巡抚闵鹗元访察。鹗元言谢墉初任声名平常，后任颇为谨饬。上命降授内阁学士。五十四年，皇上察直上书房诸臣多旷班，谢墉七日未入直，复降编修，在修书处效力。五十六年，复命直上书房。六十年，休致。寻卒。于77岁寿终。

谢墉在上书房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方典学，肄习诗文，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命谢墉讲授。嘉庆五年，加恩旧学，赠三品卿衔，赐祭葬。子谢恭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归班，是岁授内阁中书。谢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扬州市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於容甫北面矣！”

谢应祥，明朝万历年间江西省庐陵进士，天启年间嘉善县知县。

谢元一，明朝灭亡以后，没有出仕，在枫泾镇务农，也开始教习儿孙读书，谢墉发达以后，自述说“墉家，世习耕读。”

谢春芳，赠光禄大夫、吏部左侍郎。

谢煜，貤赠吏部左侍郎（貤赠，就是后代将本身和妻室封呈请朝廷移赠给先人）。

长兄谢均（1712-1732），秀才，年轻有为，却不幸英年早逝，未婚妻是监生费士超的女儿，在病重的时候，父母不允许费氏去看望，费氏曰：“我不为烈妇，就做贞女。”谢均的噩耗传来以后，费氏竟然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费氏要求去奔丧守节，父母不同意，怕女儿变成“望门寡”，费氏以死相逼，终于同意了，费氏才稍微吃一点东西，去谢家那天，天降大雪，费氏穿着素，真个邻里为之感动，称苍天也为费氏是“冰雪之操所感。”，过继谢垣的次子谢舒锦抚养，谢垣发达以后，申请朝廷貤赠谢均为奉政大夫、刑部山西司员外郎。

次兄谢垣（1715-1788），字载东，号东君，又号漫叟，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1766）进士，官刑部员外郎、刑部四川司郎中。

谢昌鉴（谢墉长子），字轩铸，1751年出生，天才少年，乾隆庚寅（1770）浙江省“中式考”举人，年19岁。幼承家学，能全通经史百家，诗文学习汉魏六朝，壬辰（1772）礼闱报罢（进士科举落第），在北京遇疾而卒，年21岁。（阮文达《輶轩录》）。繁体字“鉴”有金字旁，属于金字辈。

谢恭铭（谢墉次子），字寿绅，号石农。乾隆庚子浙江中式（1780）举人、乾隆丁未科（1787）进士，庶吉士散馆改知县，官内阁中书。以庶吉士，追赠三品京堂。恭铭赴阙谢恩，特授内阁中书、文渊阁检校。乞假旋里，博收名人遗迹，刻《望云楼法贴》，著有《明贤遗翰》。

谢扬镇（谢墉三子），字组，乾隆丙午（1786）钦赐举人，四库馆议叙、户部山西司郎中，爱新觉罗·颙琰九年（1804）去世，留一孤女。

谢应锵（谢墉四子、谢宇澄父），候选州同，中年去世，其妻杜氏是魏塘镇人，自三十岁守寡到四十六岁，足不出户，抚养儿子谢宇澄，积劳成疾，谢应锵以子谢宇澄贵，赠直隶宁晋县知县。

谢庆钟（谢墉五子）。

谢墉长女，适直隶南通市运粮通判韦协梦，韦氏为芜湖市望族。

谢墉次女，适贡生吴绍。（《嘉兴明清望族续记》记载）。

谢克东、谢天锡。

著作有《安雅堂诗文集》十二卷、《安雅堂诗集》十卷、《四书义》二卷、《六书正说》四卷、《南巡召试录》三卷、《荀子（杨倞注校）》二十卷（附《校勘补遗》一卷）、《食味杂咏》、《风俗通义》等。张之洞撰《书目答问补正》提及谢墉是清代的著名经学家，通《小学》。

出处：《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简称《乾隆朝实录》）、《清史稿》、《嘉善县志》、《枫泾小志》、《浙江通志》等的记载，辅以其它史料，简单勾勒出谢墉的年谱，以下的月份为农历。

1750年（乾隆十五年、庚午），31岁

以优行秀才，选拔为贡生，准备第二年送北京的太学深造。

1751年（乾隆十六年、辛未），32岁

三月，丙午日。爱新觉罗·弘历第一次下江南，渡钱塘江，至杭州市，录取谢墉为举人。

三月，戊申日。皇上传谕：此次考中之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皆取其最精者，且人数亦不多，着加恩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学习行走”就是在皇宫书房自由出入的秘书），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并仍准其“会试”（全国进士统考）。清代在内阁中设中书，定额为满洲中书70人，蒙古中书16人，汉军八旗中书8人，汉族中书30人，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谢墉作为一个举人，担任主要由进士出任的内阁中书，说明皇上还是很器重的他的才华的。而且批准谢墉可以直接参加第二年春天在北京的“会试”。

1752年（乾隆十七年、壬申），33岁

是年，谢墉顺利地考上了乾隆年壬申科进士，整个清朝入关后到废除科举制度，平均每年录取进士101名，所以这些举人真可谓是天之骄子！然后，朝廷就要按照政策分配工作了，一般，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甲前三名（秦大士、范棫士、卢文弨）授了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而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它职务。

谢墉被派去担任了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荣誉称号，类似“第三梯队”、“人才库储备精英”的称号，不是官品，真正的官职其实是翰林院编修、修撰等，因为只有进士中一甲、以及二甲中最优秀人员经过考试才能有机会成为庶吉士。在官员们自我介绍时表明的身份，比如我是某某年进士、某某年庶吉士。在明朝中后期只有庶吉士才能成为内阁大臣，而清朝虽然没有内阁，但庶吉士基本上是今后做高官的保障，可以认为是高级干部培训班。

在翰林院，由特派的翰林官教习人员，对新近进士进行培训，一般三年后经考试，优等的人员，二甲进士授编修（正七品），三甲进士授检讨（从七品）；次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翰林院学习期满，称“散馆”（毕业分配工作），其中留充编修、检讨者称“留馆”（留校工作）。

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35岁

四月，辛酉日。“散馆，授内阁中书邵嗣宗、陈齐绅、谢墉、张坦、纪复亨、钱载、陈荃、王懿德、德保、博明，俱授为编修。”

翰林院可比之中央办公厅，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修、经筵侍讲等。历史上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与皇上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揣摩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接近大儒、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由此可见，翰林院也作为国家重要的育才、储才之所，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为赞许，认为进士进入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贤之所，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其它方面也多有优长，而且多负有清望，是朝廷着意培植的人才。

1755年（乾隆二十一年、乙亥），36岁

爱新觉罗·弘历召集手下南书房行走的诸位官员，提出要为明代忠臣史可法等人正名，表彰他们的忠节可风、一代完人，予史可法以“忠正”谥号，当时其他人都有些想不通，为前朝忠臣正名，不就是否定自己清朝。但谢墉很揣摸皇上的心意，皇上此举主要是为国家安定富强，为了全面贯彻儒学统治，强化纲常，重节义，明廉耻，用正负面史传来教育臣民。当时谢墉就大力支持朝廷这一主张，翌年，乾隆帝命朝野大面积搜前明朝与满清作战为国捐躯的将士，经筛选确证，赐其中史可法等最伟大的26人专谥，113人谥“忠烈”，108人谥“忠节”，576人谥“烈”，843人谥“节愍”。另一方面对投降清朝的明将官员，如洪承畴、尚可喜、耿精忠、吴三桂，视为异己，认为这些人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专编《贰臣传》一书进行臭骂一通。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37岁

担任北京顺天乡试同考官。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38岁

秋七月，戊戌日。皇上圣旨：翰林院谢墉、蒋溥、德通三个人所撰《致仕大学士福敏碑文》，实属平庸浮夸。给朝廷写作，应当以典雅亲切为尚，如果沿袭旧文，虚词敷衍，那么墓志铭就更换一个姓名，皆可通用了。向来翰林文字，多有此病，如果是普通人，按照常规惯例给予抚恤，也就算了。至于大学士富察·福敏，是朕的受业老师也，人品学问，巍然为国家的栋梁元老，朕还要亲自为老师撰写碑文，非常重视他的临终葬礼大典。翰林院的人怎么可以使用雷同肤浅之语，搪塞自己的职责呢？就算谢墉不是很熟悉墓志铭的体裁，而翰林院的掌院蒋溥，难道也竟不留心审阅？满洲文字的翻译更是不成语句，翻译官德通在搞什么事情？蒋溥、德通、谢墉三个主要负责人，全部送交“部察议”（由中组部审查）。

正一品大学生福敏（1673-1756），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当时雍正帝尚未即位，少年爱新觉罗·弘历方才就学，由福敏侍读。雍正帝登极后，富察·福敏为大学士、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湖广总督、六部尚书，乾隆三年（1738），擢老师为武英殿一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次年，加太保、太傅，乾隆二十一年（1756）福敏卒，年八十四。乾隆帝亲自祭奠，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蒋溥、德通、谢墉把皇上恩师的墓志铭敷衍了事，难怪龙颜大怒。

“部察议”结果：蒋溥、德通、谢墉三人从宽处理，留用察看。谁知道祸不单行，新年没有到，谢墉又出来一件麻烦事，还是墓志铭的问题。

十二月，辛未日。皇上圣旨：翰林院谢墉所进撰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稿，完全属于草率。已故的喀尔吉善，历任内外职务，效力有年，在大臣中，实属老成练达，勤劳朴素，而为人亦内外如一，言行克制。对喀尔吉善的刻勒碑纪念，乃是国家的优恤盛典。撰稿自当慎重，但是谢墉的稿子里面把“弗胜”之“弗”字错写为“勿”，而“由闲散超登西掖”之句，尤为荒谬。作者谢墉刚刚起用于罢职之后，就马上在同样一个地方再次犯错误，必须究查，谢墉为什么担任这么重要职务，却能够滥散如此？谢墉的本意或以为是满洲大臣碑文，不必检点，而谢墉给汉大臣做墓志铭，却有写得如此美名完节，始终不懈，当不致轻忽若此。朕对于满汉臣工，从无歧视，考察品行，盖棺定论，务求真实。谢墉之前给大学士富察·福敏碑文撰稿，敷衍潦草，已经送交“部察议”处理过了，如今又措词失当，虽属文学肤浅，未必出于有心，而这样轻率地写文章，以至于屡屡出现差错，则不得说是无意了。谢墉着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该翰林院掌院的领导，另行改拟碑文进呈。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己卯），40岁

十月，庚子日，爱新觉罗·弘历以平定新疆的回部首领大小和卓的起义，宣谕中外，历次战斗中有功官兵各封赏有差，阵亡者加以优恤。同时下令筹备西征将士返京凯旋及大阅八旗官兵事宜，下令立碑，勒石纪录平定回部之功，并撰写碑文。谢墉拟《平定回部铙歌》上，“铙歌”就是军乐，谢墉的歌词，演唱出来非常有人气，一炮走红，乾隆帝大喜，命谢墉复官。

十一月，己丑日。乾隆帝命编修谢墉，担任“尚书房行走”，给皇子皇孙们教书。查阅清朝官员职称权威著作张德泽所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一书，并无此“尚书房行走”职称，“尚书房行走”是皇帝赐给宠臣的一种荣誉，实际上就是清朝时候皇子师傅的副手。清朝人喜欢用“行走”这词儿，大约是就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意思，例如提拔某人当大学士，让他在军机处当差，皇上的谕旨一般会这么说：着赐某某阁大学士，赏一品顶戴，在军机处行走。

“尚书房”是满清皇子皇孙上学读书的地方。爱新觉罗·旻宁之前，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

“尚书房”位于乾清门内东侧南廊，建于雍正初，门向北开，共五间，凡皇子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一般派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二、三人为“尚书房”总师傅，教授满蒙文言文和骑射。总师傅有事则来，不必日日入值。师傅们轮流入值，与皇子皇孙们相见，仅以捧手为礼而不下跪。每日寅时（凌晨3：00-5：00）来到书房早读，卯时（凌晨5：00-7：00）开课，午时（11：00-13：00）下学。各大节日放假一天，暑期上半课。

清人福格的笔记《听雨丛谈》卷十一中《尚书房》一则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尚书房”在乾清宫东南廊北向，皇子读书之所也。皇子年六岁，入学拜师。由“尚书房”总师傅翰林掌院学士，保荐品学兼至翰林官若干员引见，次日上殿，皇上察其品行端正者，钦点为某皇子授读师傅。又派一、二员副之。每日皇子散学后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虽婚娶封爵后，读书不辍。皇子六岁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对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反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每日功课，入学先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读清文书二刻，惟元旦、端午节、中秋节、万寿、自寿，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也。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辛巳），42岁

担任会试同考官。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壬午），43岁

闰五月，乙丑日。吏部（人事部）经过对北京的官员考察，保送一等之吏科三十八员，皇上全部批复了谢墉等“俱准其一等，加一级。”

九月间，谢墉与倪承宽、皇八子爱新觉罗·永璇等人，在热河扈从爱新觉罗·弘历。

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甲申），45岁

二月，辛亥日。升编修谢墉为侍讲学士，代理“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为从四品，该官职主要配置于内阁或翰林院，可以直接接触皇上，主要任务为文史修撰。《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奉谕旨，卢文弨署以原衔充补日讲《起居注》官，其所遗署日讲官缺，着谢墉署。”

1765年（乾隆三十年、乙酉），46岁

五月，壬午日。“以侍讲谢墉，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是清代“《起居注》馆”之专职记注官，掌记载皇帝言行及修《起居注》，以日讲官兼充《起居注》官，故名。因为日讲很少举行，日讲官遂为专职记注官，此后，日讲与《起居注》合而为一，“日讲”仅成其例带之虚衔。凡皇帝御门听政、朝会宴享、大祭祀、大典礼、每年勾决重囚及常朝，皆以日讲《起居注》官侍班。凡陵、校猎、巡狩皆记注官皆轮班侍值，出行则请旨扈从，退而记载。编成之《起居注》每年底进呈，发下后送内阁存储，副本留翰林院。

五月，甲申日。吏部（人事部）经过对北京的官员考察，保送一等之翰林院五十七员，皇上全部批复了谢墉等“俱准其一等”、提拔谢墉兼为“右庶子”(皇帝的机要秘书、正五品）。

五月，庚寅日。朝廷以侍讲谢墉，为福建省乡试（福建省举人考试）正考官，御史毛辉祖，为副考官。

考试完毕，谢墉由福建省回原籍休假，照顾父亲谢永辉。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丙戌），47岁。

五月，辛巳日，哥哥谢垣考取进士。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丁亥），48岁

冬十月，壬戌日。皇上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谢墉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二品）。礼部侍郎是礼部尚书的副职，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掌嘉礼、军礼、吉礼、凶礼、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管理学务、科举考试、饮食祭祀事务、掌铸造皇帝宝印及内外官员印信。从此，谢墉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父亲谢永辉去世，年74岁，谢墉回籍守孝。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庚寅），51岁

闰五月，辛酉日。朝廷“命服阕（守丧期满除服）内阁学士谢墉、仍在尚书房行走”。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辛卯），52岁

十月，癸未日。皇上“命大学士谢墉、教习庶吉士”。做庶吉士（新考取的进士）的老师，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啊。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壬辰），53岁

四月，甲申日。朝廷“命内阁学士谢墉为殿试读卷官。”殿试读卷官就是替皇上在一等进士里面选拔状元。前三名是金榜、孙辰东、俞大猷，金榜题名的状元金榜同学（1735-1801，他的这个名字起得好），字辅之，歙县人，授翰林院修撰。

谢墉在上书房的一个时期，专教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诗文。永琰的《味余书室全集序》回忆：“读书至壬辰年而五经毕，从师谢东墅先生，学今体诗。”可见，在谢墉的教育下，永琰慢慢地脱颖而出，获取爱新觉罗·弘历的赏识，立为太子，谢墉也是功不可没的。嘉庆帝的师傅有：6岁时，从礼部侍郎奉宽读书，开始启蒙教育，并通五经；13岁时起，从吏部侍郎、经筵讲官谢墉学习今体诗；从翰林院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曾任福建省学政朱圭学习古体诗；18岁时起，从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王尔烈学习诗、文、典章、书法，一直到即位登极。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癸巳），54岁

二月，丁卯日。皇上谕曰：“李宗文，已补授礼部侍郎，现出学差，所有礼部侍郎事务，着谢墉代理。”李宗文，字郁斋，安溪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

五月，乙亥日。朝廷“以内阁学士谢墉，为工部侍郎”，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包括军器、军火、军用器物等）、矿冶、纺织等业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

六月，丁酉日。又上谕：“今日迈拉逊、瑚世泰，俱来至热河谢恩。迈拉逊，由侍郎升授都统，亲赴行在陈谢。与前此谢墉、李友棠、全魁等之趋赴谢恩者。”因为皇上夏天在热河办公，所以谢墉去了避暑山庄谢恩，感谢皇帝给他担任了工部侍郎之职务。

八月，乙巳日。朝廷“转工部右侍郎谢墉，为工部左侍郎，以内阁学士李友棠，为工部右侍郎”，左侍郎排名靠前。

十二月，癸卯日。爱新觉罗·弘历“以大学士舒穆禄·舒赫德、兵部尚书嵇璜、工部左侍郎谢墉、翰林院侍读学士董诰俱充经筵讲官”。经筵讲官为皇帝进讲书史，由翰林出身大臣兼充，属于皇帝的心腹。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丁酉），55岁

出任江苏学政（朝廷派江苏省管理考试选拔的大臣），大力提拔江苏省的优秀学子。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丁酉），58岁

二月，壬戌日。皇上“又议准江苏学政谢墉奏，请严格廪生出贡之例。应令不再重犯。在廪生内，如有官司诉讼牵连，经地方官审明，详细汇报总督巡抚，发回学校训诫斥责。即将该生出贡之处，扣除注册，仍将原案报明查核。（朝廷）从之。”

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监督考核。初入学为附生（附学之生员），根据岁考、科试成绩发奖学金（廪米），拿了廪米的叫做廪生，廪生中间特别优秀的叫增广生（亦名增生，因于廪生外增额，故名）。地方官挑选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祖国清代。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清代贡生，别称“明经”，会试考中进士的贡生被称做“贡士”。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戊戌），59岁

正月，乙酉日。朝廷“改礼部左侍郎范时纪为副都统，调工部左侍郎谢墉为礼部左侍郎。”

三月，丙寅日。朝廷以礼部左侍郎谢墉，为会试“知贡举”、殿试读卷官。以大学士于敏中，为正考官。吏部右侍郎王杰、内阁学士嵩贵，为副考官。”

清赵翼《馀丛考·礼部知贡举》介绍：会试的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清代会试的“知贡举”多在一、二品大臣中选派，不承担阅卷取士之责。《红楼梦》第一一九回：“知贡举的将考中的卷子奏闻，皇上一一的披阅。”知贡举替皇上把握总体的进士考试的，责任重大。

三月，己丑日。“知贡举”、侍郎谢墉奏：发榜之日，外帘御史自“知贡举”、监试、提调，俱集“聚奎堂”，各项书吏匠役，一拥而入。一向未设有弹压之人员，请斥令原派之副都统二员，于发榜日，赴至公堂，会同外帘御史，将应入内帘人役，查验确实，同入“内龙门”。仍分两翼弹压巡查“内龙门”外，即责令所属将备二员巡逻。发榜时，并令将备等护送张挂，谢墉得旨，所办事情好了。（皇上）依议。由此可见，清朝的进士考试批改工作非常混乱，一些达官贵人，企图进入阅卷办公室，施加影响。

夏四月，甲辰日。皇上又议覆“知贡举”、礼部左侍郎谢墉，所奏科场分卷事宜、及礼部堂官议驳之处，臣等公同酌议。谢墉场内所造之册，“至”字几号，“公”字几号，止载某省若干卷，原非细注各卷红号，并无错误。惟欲裁去“内收掌”一节，必不可行。应照礼部所议办理，其各省均匀配搭，及各房回避卷。由“至公堂”（贡院）分为十八束，送内帘御史掣签分阅。上年奏准有案，自应遵照奉行。再，顺天乡试，人数较多，向止一人“收掌”，未免困难，请嗣后按照会试之例，添设“收掌”一员。（皇上）从之。谢墉已经发现了高考的阅卷问题，向皇上提出。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己亥），60岁

二月，丙辰日。上谕曰：皇八子爱新觉罗·永璇、皇十一子爱新觉罗·永瑆，着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谢墉、周煌、达椿、汪廷玙、钱载、胡高望、窦光鼐、曹文埴、金士松、李汪度、朱圭、倪承宽、吉梦熊，着充《四库全书》馆总阅。书成时，与总裁一体列名。

三月，戊戌日。又上谕：工部侍郎刘浩，着革职，留于隆兴寺，管理庙工，效力赎罪。其工部侍郎员缺，着汪廷玙补授，汪廷玙在出差，徐绩近复丁忧，工部汉侍郎乏人。徐绩百日未满之前。着谢墉暂行兼理。

六月，甲戌日。以吏部右侍郎谢墉，为江南乡试正考官。编修翁方纲，为副考官。那一次，一榜取中的四个举人，最后都是独占头：钱棨状元、石韫玉状元，顾钰会元、马有章会元。

十月，庚午日。举行增补册封顺妃、诚嫔、循嫔。命协办大学士程景伊，为正使，礼部侍郎谢墉，为副使，持节册封贵人钮祜禄氏为诚嫔。《册文》曰：“朕惟紫庭列职，聿扬鸣之芬，丹褒封，宜备镌之典，特加命秩，丕焕彝章。尔贵人钮禄氏，禀质粹和，躬端谨，协芳型于兰，内则无违，奉介祉于璇闱，慈愉克荷，用贲龙光之锡，爰增翟服之辉。兹奉皇太后懿旨，封尔为诚嫔，尔其敬事弥昭，衍嘉之泽，荣称式副，倍彰淑慎之仪。钦哉。”《册文》里面全部是滥美之词，就是钮祜禄氏恪守宫规、温柔贤良，肃雍德茂、温婉贤淑、聪颖过人，晋封其为诚嫔，恩赐以金册宝。钦此。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庚子），61岁

三月，乙酉日。以礼部左侍郎谢墉，为恩科（特别增加的）会试知贡举、殿试读卷官。礼部尚书德保、曹秀先，为正考官。兵部尚书周煌内阁学士胡高望，为副考官。

三月，癸巳日。“调礼部侍郎谢墉，为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协助吏部尚书主管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班列次序，在其它各部之上。

四月，己巳日。“以吏部侍郎谢墉，为国史馆副总裁”。国史馆属翰林院，掌监修史，有总裁、清文总校、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

五月，庚辰日。又上谕：章佳·阿桂等议覆，索绰络·德保等奏会试分卷一折，请仍照旧例，只令“房考”（亦称“房官”，乡试、会试时分房阅卷的考官）回避本省。所有试卷，仍由“至公堂”（贡院）均分十八束，送进内帘分掣（抽签），不必将“至”字、“公”字区分两项等语，（皇上）已依议行矣。此折系大学士九卿会议查阅、衔名吏部侍郎谢墉亦经列衔具奏，但戊戌、庚子两科俱系谢墉“知贡举”，其办理分卷，均照“至”字、“公”字两项分办，即系谢墉以为事属可行者，即当另行陈奏，不宜随同画诺，若以两项分办。究于多寡塔配不匀，必须仍循旧例，即应将从前办理未协之处，自行随折声请议处。乃谢墉既经两次分办于前，复随众改议附和于后，其中毫无定见，何前后模棱若此，着谢墉明白回奏。可以看出来，清朝在批改进士考卷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舞弊。朝廷制定了两项在古代科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场规则：一是糊名，二是誊录。糊名，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用纸糊盖起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何人所做；誊录，则是在考生交卷后，另由考场专雇的誊录人员将考卷重抄一遍，然后再交考官评阅，这样，就连考生的笔迹，考官也无法认出了。可是，就在有了弥封糊名和誊录易书这两项防弊措施之后，又有了新的作弊“对策”，即订关节递条子。所谓关节，就是考生与考官串通作弊，挑选自己客户的考区的试卷，约好在试卷内诗文某处用什么字作为记号，其中多数是用“夫”、“也”、“矣”这一类虚词作暗示，大多用在某文开头、某段结尾。作弊者暗订关节的绝招，使弥封、誊录的防范作用大打折扣。谢墉向皇上指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科考问题，被爱新觉罗·弘历认为是前后矛盾。

五月，丁亥日。命大学士公章佳·阿桂、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嵇璜、内阁学士纪昀、吏部侍郎谢墉、礼部侍郎阿肃、兵部尚书蔡新、侍郎曹文埴、左都御史罗源汉，为殿试读卷官。录取的前三名是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辛丑），62岁

二月，己酉日。举行仲春经筵，值讲官谢墉进讲《大学》“絜矩之道”一句。

三月，巳卯日。以礼部左侍郎钱载，为会试知贡举礼部尚书德保，吏部右侍郎谢墉为正考官、殿试读卷官，兵部右侍郎沈初副都御史吴玉纶、为副考官。

四月，癸亥日。命大学士三宝、协办大学士蔡新、内阁学士钱士云、吏部左侍郎谢墉、户部尚书梁国治、兵部右侍郎沈初、刑部左侍郎杜玉林、都察院左都御史罗源汉，为殿试读卷官。录取的前三名是钱棨、陈万青、汪学金。探花汪学金，系戊辰探花汪廷屿之子。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壬寅），63岁

二月，已已日。举行仲春经筵，值讲官谢墉，进讲《尚书》“在知人，在安民”二句：

五月。谕曰：谢墉，着转补吏部左侍郎。彭元瑞，着补授吏部右侍郎。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癸卯），64岁

二月，甲子。举行仲春经筵，值讲官谢墉，进讲《中庸》“悠久所以成物也”一句：

六月，壬午日。朝廷以吏部侍郎谢墉为江南乡试正考官，修撰戴衢亨为副考官。

六月，癸未日。上谕曰：谢墉在出差，所有行在吏部事务，着董诰兼署（代理）。

八月，已卯日。上谕：江苏学政，着谢墉去。福建学政，着吴玉纶去。俱着于试差事竣，即赴新任，不必来京请训。

乾隆帝南巡途经江苏省省，赐礼部左侍郎、江苏学政臣谢墉《御制诗》“江浙均为文物乡，非宏博此任难当。虽然尚藻岂其，必也穷经以是。雅正清真兹已鲜，涂抹剿集亦应防。士风淳则民风顺，教化宁云虚设。”（蘉音茫：勤勉，努力）谢墉做《颂》四章。第一章：圣人敬天，自强不息。展义时巡，聿来南国。南国之人，稽首顺则。天无私覆，主有令德。于万斯年，与天无极。第二章：圣人法祖，不敢自康。六龙时迈，俾民近光。观风问俗，率由旧章。圣祖默相，锡纯常。吾皇游豫，彼此无疆。第三章：圣人孝亲，孝思是懋。御初巡，慈帏万寿。惠此南人，云瞻日就。锡类永言，介福斯受。大哉皇仁，唯天所佑。第四章：圣人爱民，省方申令。万物皆春，一人有庆。乃捐正供，恩膏斯盛。山拥兴龙，胡涵明圣。赓歌太平，乐于兆姓。

1785年（乾隆五十年、乙巳），66岁

夏四月，乙酉日。又谕：前据萨载等奏报，徐州市属铜山区得雨四寸。昨谢墉奏，徐州得雨前后约有七寸，与该督抚等奏报情形稍异。奇奏到，漕船过淮日期，折内称今岁天气久晴，各处湖河存水较少，虔诚祈祷，此后再得大沛甘霖，湖河水势加增，漕船可倍加快速等语。看来淮徐一带，得雨竟未沾足。谢墉所奏是否属实？日内曾否雨量充沛？上游水势，有无增加？并大江以南各属，情形若何？着传谕萨载、闵鹗元、毓奇，一并查明，迅速据实覆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寻萨载奏，铜山县于三月初十、十一日，得雨四寸，复于十七日得雨二寸。合之学臣谢墉奏，日期相同，惟所报七寸，系约略之词。是以与臣奏稍异，两旬以来，淮、徐、海，未据续报得雨，首进帮船自三月十二日渡黄后，尚未报入东境，日内大沛甘霖，不惟淮、徐、海，丰田沾足，湖河水势，渐次增长，粮船更可迅速速行。得旨，览。

四月，丁未日。兵部议准，江苏省学政谢墉奏称：在营武生，傲慢滋事，一向都是扣除口粮，发回本学收管，这样不足以示惩，从而惩前毖后。遇有过犯，该营官即按营例责处。如所犯情节较重，各处理其上司，即行按法律办理，开除学籍。皇上从之。

十二月，丙子日。上谕军机大臣等：据谢墉奏，回空漕船，经借黄河而浮送，衔尾南行，虽无停滞，惟是积沙墓日多，未免河身渐高，淤积益增，所宜先事急筹，以利次年重运等语。此系再无别法之事，但期望今冬蓄清，明春足用，为无聊之极思，已于折内批示矣。前经萨载、李奉翰奏报回空粮艘，于十一月十八日，全行渡过黄河，衔尾南行，一旦驶出江口。即照从前阿桂在清口时，议定将黄河水筑坝煞住，挑渠放水各事宜，依次办理，以帮助来年重运等语。至无锡一带，运河淤浅之处，亦经章佳·阿桂会同该督抚筹议，于粮艘过完丹徒，筑坝大挑时，一并兴工挑挖。回空粮船，俱已渡黄南下，清口是否已经筑霸？将黄水堵住，不令倒灌，通湖各引河，是否已经一律挑挖宽深，并淤沙作何筹办？清水自筑坝收蓄后，筑高堰坝、标志桩柱，水位已陆续长高三尺五寸，是否已经继续增长？及无锡一带运河，是否已经勘估了挖泥之处？这些问题都没有该督抚奏到。朕心深为挂念，着传谕萨载、李奉翰、闵鹗元，即各将办理情形，详悉查明，据实迅速覆奏。将此由四百里传谕萨载等，并谕谢墉知之，然后报告上来，回空漕船渡黄河后，已将各坝基速筑，酌留口门，等各船队全出江口，即启放清水，依次堵合，里河各处，并无浅滞，筑高堰坝、标志桩柱。水位四尺，通湖引河五道，业经挑泥完工。得旨，览奏俱悉。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丙午），67岁

十一月，辛卯日。上谕：据谢墉“条奏”（密折）赈济、暨水势情形一折，朕详加披阅。内有碍难施行者，如所称赈济，请除去钱米，统用银两，按照户口，定为一次给发等语。自古救荒本无善策，惟平时于常平仓、社仓，详细讲求，务期积贮充盈，以备歉收赈济之用。盖荒年不济、收成失望，米粮价值，自必昂贵，小民嗷嗷待哺，非散给米谷，不足以充饥。朕关心穷人，每遇各省奏报偏灾，不惜千百万资金，加恩赈恤，仍恐各该省仓贮，不敷给赈。屡经降旨，截留漕粮，并谕各该督抚，于邻近丰收省份设法采买粮食，运往灾区源源接济。所以筹画民食者，无微不至。而银米兼放，原属不得已之计。若如谢墉所言，除去钱米，统用银两，则小民计口给银，所得无几。势必不能于谷贵之时，统一物价，有利于抚恤。且灾歉之区，米粮难购，是名为赈饥，而于小民生计，根本没有好处。又所称赈银在五十万两以上者，请派近信大臣一员，前往查察等语。地方办理赈务，原难保不肖官吏，侵吞中饱。惟在督、抚、司、道、督审查下属，层层周密稽查，自不致滋生弊端。若又拣派大臣前往，是该督抚皆不可信矣。如果派往之人，公正实心，于事不为无益。而一省这么大的州、县、村、乡，一个人亦必能分身亲历，假设其人于外省情形，不能熟悉，徒生枝节。转致牵制纷更，甚至徇顾私情，一味模棱，地方官白白增加酬应之繁，而于赈务究不能查出弊窦。是简派大臣，仍属有名无实，此皆可以揣测之事理，断难准行者。其余所言，或有可采，仍着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当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谢墉此举，发觉贪官污吏在分发接济粮的时候，没有记录，故要求按照人头发钱。而谢墉这样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人物反而日益孤立。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丁未），68岁

二月，辛丑日，春分。朝日于东郊，遣肃亲王永锡行礼，举行仲春经筵，值讲官谢墉，进讲《易经·大畜卦》“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二句。

二月，辛亥日。谕曰：朱圭现出学差。其礼部右侍郎，着谢墉兼署。

三月，庚寅日。谕：据谢墉条奏，洪泽湖淤积日高，前之如釜者，今已如盘，请加疏浚一折。经大学士九卿议驳在案，兹李世杰等奏到，洪泽湖湖水下注，清口畅出。因将原折交与谢墉阅看，据称本人不谙习河工，前年在江宁接见王兆棠，言及洪泽湖日渐淤高，是以据传说之言具奏。王兆棠陛见来京，复与讲论，仍如前说等语。前年湖水甚少，清口不能畅出，屡训谕筹画，以期济运御黄，仍即以盈虚消息，事理之常。朕即虑及必有盛涨之事，亦预先下谕，命令该督等，加意防范。上年湖水大涨，果不出朕之所料，是前年清水短少，实是意中所知。谢墉既未亲至其地，目击情形，何以率行入告？洪泽湖水势日长，清口畅出，已非如盘之明验。谢墉复称得之王兆棠所言，而王兆棠来京陛见，经朕面询该处情形，亦奏称清水畅顺，并未有淤垫如盘之说。谢墉身为“卿贰”（二品、三品的京官），王兆棠究系司员，体制所关，自不屑令其来京面加质对。但谢墉既有此说，不可不详查核办，着该侍郎自行前往洪泽湖，会同李世杰等，周围履勘，测量湖中深浅，实在有无淤积，秉公据实具奏。

五月，庚午。儿子谢恭铭在北京考取进士。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戊申），69岁

二月，己亥日。举行仲春经筵，值讲官谢墉，进讲《大学》“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二句。

秋七月，己巳日。皇上又谕：三、四月间，因诸臣“条奏”科场弊窦，曾令大学士九卿议奏，并降旨通行申斥矣。彼时据章佳·阿桂奏，外间传有谢墉“抽身便讨”、吴玉纶“倒口即吞”之语。朕即以阿桂若仅奏谢墉声誉不好，伊二人前在吏部时，原有龃龉。而吴玉纶则并无芥蒂，则其言似非无据，即他臣虽未有明言其舆论平常，而他们俩在学差任内，不孚众情之处，闻知者亦复不少。学政为选才所关键，既闻有舞弊营私情事，安可置之不办？随降旨令李侍尧、闵鹗元，各将谢墉、吴玉纶在任声名，究竟如何之处，就近访查，据实具奏。前据闵鹗元奏，谢墉初任江苏省学政，声名实属平常，其复任时，尚知悔过，颇为谨慎。而李侍尧则称吴玉纶在学政任内，声名狼藉，至今闽省士子，犹怀忿恨。上年因吴玉纶条奏科场，该省之人，无不传为笑柄。以吴玉纶即系作弊之人。如何亦说防弊。但事来年久，实无凭据等语，适吴玉纶在热河扈从，随面加询问。据称因伊曾条奏西监应行补捐一事，是以为众所怨。昨谢墉带领引见，来至热河，亦面加询问。据奏伊因考试过严，未免取怨于人。及诘以因何有“抽身、倒口”之语，伊二人则皆奏系（康熙朝）《寄园寄所寄》小说所载陈言，想系怨之者因而附会等语。办理科场，本当严密，如果恪遵成法，自我洁清，士心正当敬服。即或有被落榜之人，为之散播谣言，亦何至憎恶多口。至吴玉纶条奏捐监，系四十六年之事，而其简放福建学政，已在四十八年以后，相隔甚久，尤为两不相涉。若云出自《寄园寄所寄》，则古今书籍所载陈言甚多，何以不取而附会他人，独于谢墉、吴玉纶二人，曲加附会，不谋而合？但此事既经闵鹗元、李侍尧就近查奏，并非无因。即将伊二人革职交刑部审讯治罪，亦不为过，姑念阿桂所奏，究系传闻，且无人不知。而李侍尧等，亦因事来年久，查无确据。朕从来不会过分，何必随便兴大狱。但伊二人俱系大员，经朕特派做学政，乃声名致此平常，朕甚愧焉。谢墉、吴玉纶，何以复胜卿贰之任？均着降调为内阁学士，其职不过专司批本，并无应办紧要之件。伊二人学问尚可，是以特予从宽降补，此皆朕格外矜全。伊二人务当痛自愧悔，勉为洗涤错误。如再不知悛改，必加倍重治其罪，谢墉的吏部侍郎空缺，着朱圭调补。

梁韶壬《两般秋雨斋随笔》记《科场对》：谢金圃（谢墉）、吴玉伦、德定圃（德保）、沈云椒（沈初），典试颇不满于众口。有人作对云：“谢金圃抽身便讨；吴玉伦倒口就吞。德定圃人旁呆立；沈云椒衣里藏刀。”双关拆字，巧不可谐，时谢侍郎墉督学江苏省。阿桂是满族，根本不知道汉字的奥妙，让手下罗织罪名，用康熙朝的一本笔记，就把“谢”、“吴”的姓氏拆开，就作为证据。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己酉），70岁

二月，庚寅日。又谕：“京察”届期，吏部开列在京、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奏请甄别一本。其内阁学士谢墉等人，声名平常，均着交部议处。“京察”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三年举行一次，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八法”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

二月，甲辰日。吏部提：遵旨甄别三品以上大臣，照例加级、降调、革任。得旨，谢墉学问较优，在尚书房行走多年，着革职从宽留任。没有一个月，三月初七，爱新觉罗·弘历偶查上书房师傅入值门单，发现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共七天里，所有包括谢墉在内的师傅竟都没有到职。

三月，甲子日。又谕：朕阅“内左门”登载尚书房阿哥等师傅入值门单，自三十日、至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孙之师傅，竟全行未到，殊出情理之外。因召见皇十七子，同军机大臣，并刘墉等，面加询问。如系阿哥等不到书房，以致师傅各自散去，则其咎在阿哥，自当立加惩责。今据皇十七子奏称：阿哥等每日俱到书房，师傅们往往有不到者，曾经阿哥们面嘱其入值，伊等连日仍未进内等语。皇子等年齿俱长，学问已成，或可无须按日督课。至皇孙、皇曾孙、皇元孙等，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少有间断？师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自应各自勤慎，即使有本衙门有应办之事，亦当以书房为重。况师傅内，多系内阁学士翰林，事务清简，并无不能兼顾者，何得旷职误功？松懈若此，皇子为皇孙辈之父叔行，与师傅等都有主宾之谊，师傅等如此怠玩，不能训其子侄，皇子等即当正词劝谕，如劝之不听。亦应奏闻，乃竟听伊等任意旷职，皇子等亦不能无咎。至书房设有总师傅，并没有上课的任务，其责专在稽查教师的考勤，与总“谙达”（满语：头人）之与众“谙达”等无异，师傅内有怠惰不到者，总师傅自应随时纠劾，方为不辱没自己的职守。今该师傅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其过甚大，而总师傅却置若罔闻，用你们来有什么用？这次不严加惩处，又怎么能够儆示？嵇璜年已衰迈，王杰兼军机处行走，情尚可原，着从宽交部议处。刘墉、胡高望、谢墉、吉梦熊、茅元铭、钱棨、钱樾、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玉清、万承风，俱着交部严加议处。至阿肃、达椿，身系满洲，且现为内阁学士，毫无所事，其咎更重，均着革职，仍各责四十板，留在尚书房效力行走，以赎前，以观后效。上书房师傅挨板子，清代历史仅此一次。

三月，乙丑日。谕：昨因尚书房阿哥等师傅，自二月三十、至三月初六，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殊出情理之外。谢墉在学政任内，声名平常，本系获咎之人，前“京察”议处时，经吏部议以革职。念其学问尚优，是以从宽留任，仍令在尚书房效力。谢墉他更当知过感奋，但是仍旧偷懒，七日不到，更属有玩忽职守之嫌疑。谢墉着降为编修，革职留任，不必复在尚书房行走，着在武英殿修书处，效力赎罪。

为什么爱新觉罗·弘历对满族师父要从严惩处呢，而对汉族师父网开一面？满洲侵略者以武力统一中国，入主中原，天长日久，有被先进的汉文化同化的危险。乾隆帝对此深怀戒心，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七日“上谕”即说：“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至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五月十七日“上谕”又说：“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风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又说，“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满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为了维持满洲贵族对全国人民的统治，乾隆可谓处心积虑了。也就是这个原因，谢墉等汉族师父对小阿哥们的汉语功课，也就不甚重视了。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72岁

二月，戊午日。又谕：此次考试翰、詹各官，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一等十一员。三等谢墉等七十四员，担任尚书房行走。

四月，乙卯日。新科进士散馆，儿子谢恭铭著归进士原班选（审查合格后授官）。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壬子），73岁

二月，癸丑日。吏部带领“京察”二、三等、年六十五岁以上之内阁侍读学士等五十八员，引见，得旨。谢墉等准其留任，谢墉终于通过了组织对自己的审查。

1795年（乾隆六十年、乙卯年），76岁。

谢墉病重，不得不进行休假式治疗，不久在北京去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其中《仁宗存问谢墉疾》记载了是少年嘉庆关心谢墉的病情：偶病类风湿性关节炎，上（乾隆帝）犹遣太医院的堂官上门诊治。乙卯，休致，时已疾笃，赵祯（爱新觉罗·颙琰）方在青宫（太子宫），与诸皇子皇孙遣中使慰问，天天去，无虚日。

谢墉故居“金圃宅第”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8588弄10号，原为三进三天井的院落，解放前属于谢氏家族的私宅，还包括有东西厢房。解放后，作为上海市金山标准件厂的厂址，2007年，上海市旅游局为了建设枫泾古镇旅游区入口广场及旅游接待中心，将污染比较严重的上海市金山标准件厂搬迁，恢复了清朝的古建筑的原貌。从现存的两进房屋不难想象，当年的宅院也是很气派的。宅院的天井四周门窗的浮雕很是精美，值得一看。宅第已作为枫泾历史文化陈列馆开放，在正堂和两侧的回廊里展示了枫泾镇的历史。

谢墉墓在枫泾镇四中区（今嘉善县境内）的藏字圩，与曾祖父赠光禄大夫谢元一、祖父赠光禄大夫谢春芳、父亲赠光禄大夫谢永辉的墓在一起。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史馆珍藏的传稿《续碑传集补》，其中记载了浙江巡抚阮元作《吏部左侍郎谢公墓志铭》：

公姓谢讳墉，字昆城，号金圃，嘉善枫泾人。高宗南巡，公以优贡生召试，得赐举人，隔年壬申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吏部侍郎授内阁中书，南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屡充乡、会同考官。乙酉，以庶子典福建试，升侍读学士，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迁工部左侍郎，入侍经筵。寻督学江苏，任满，调礼部。戊戌会试，知贡举。己亥，典江南乡试。庚子，复知贡举，调礼部。辛丑，会试正总栽，殿试读卷官。是科状元钱棨，乡、会榜首，出公门下，艺林传为盛事。癸卯，复典江南乡试，留视江苏学政。恭遇圣驾南巡，于途次召对称旨，御制诗章，宸翰以赐。躬典人教，中怀坦白，无所瞻顾，致以浮言被议，降官编修，未几，仍命上书房行走，年七十七卒。

（阮元是谢墉的得意门生，对老师的生平事迹如数家珍。）

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试者再，督学者再，论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经义策问，尤急甄拔。拔元为解经第一人，复以诗文冠一邑。公曰：“余前任督学得汪中，此任得阮元皆学人也。”公之取士也其学识高深，足以涵盖诸生，故诸生之所长，公皆能知之，知即拔之，无少遗。如兴化市顾文子、仪征市江秋史、高邮市李成裕、淮安市汪瑟庵、嘉定钱溉亭诸子，皆学深而不易测者，公悉识之，公好学爱才，至今通人名士有余慕焉。

（阮元不忘老师提拔自己和其他学子的知遇之恩。）

庚申年二月庚戌，仁宗圣谕：原任侍郎谢墉，在上书房行走有年，勤慎供职。朕自幼诵习经书，系原任侍郎加赠太师尚书衔奉宽授读，及长而肄习诗文。蒙皇考特派谢墉讲论，颇资其益，嗣因谢墉在学政任内，声名平常，是以皇考将伊降为编修。但念谢墉究系内廷旧臣，学问优长，且在书房供职时，并无过失。著加恩追赠三品卿衔，该部照例给予恤典，以示朕眷念施恩至意。四月戊戌日，追赠三品卿衔编修谢墉，祭如例。

（阮元也歌颂一下皇恩浩荡，也暗示自己与爱新觉罗·颙琰算是同学啦！）

呜呼！直省督学十八人，越三年一更易，殿试数且倍之，怜才爱士如公，今何人哉！秀才初出贡，许其才学，足为侍郎，学政师，虽自知素明者，恐未毅然出诸口，公于是乎不负所职矣。士之名，公有二，人品与家世而已，公并皆有之，此其所以为名世也。公祖为晋太傅，公祖封康乐公，公祖封望蔡公，公祖某帝嘉为凤毛，公祖某帝叹为芳兰。金圃芝兰，江拖银练秋波淡。清风玉树，峰峭芙蓉翠嶂环。

（“金圃芝兰，清风玉树”的对句绝对是天然佳作，清风亦指枫泾镇的古名清风泾。“江拖银练秋波淡，峰峭芙蓉翠嶂环”选自南宋陆游《东山国庆寺》的两句，那年陆游访问谢安在浙江省上虞区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