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原地区古典文学名著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

《战国策》《烈女传》（西汉）刘向、《搜神记》（晋）干宝、《太平广记》（宋）李昉﹑扈蒙﹑李穆等、《世说新语》（南北朝）刘义庆、《莺莺传》唐 元稹、《西游记》吴承恩、《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金瓶梅》兰陵笑笑生、《醒世恒言》冯梦龙、《警世通言》冯梦龙、《喻世名言》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凌初、《禅真逸史》方汝浩、《杨家府演义》作者不祥、《封神演义》许仲琳、《全本昆曲《红楼梦》》（《红楼梦》）曹雪芹高鹗、《镜花缘》李汝珍、《耳中人》蒲松龄、《三侠五义》石玉昆、《小五义》石玉昆、《济公全传》郭小亭、《说岳全传》钱彩、《施公案》未著撰人、《绿野仙踪》李百川《隋唐演义》褚人获、《孽海花》金天羽曾朴、《老残游记》刘鹗、《儒林外史》吴敬梓、《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大唐狄公案》（荷）高罗佩、《啼笑因缘》张恨水、《金粉世家》张恨水、《前汉通俗演义》蔡东藩还包括《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儿女英雄传》文康。

《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楚辞集解》 、《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少陵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金刚经》、《四十二章经》、《心经》、《易安居士文集》、《漱玉词》、《稼轩长短句》、《通志堂集》、《侧帽集》、《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王临川集》、《临川集》、《元丰类稿》、《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范文正公文集》、《文宪集》、《文山诗集》、《指南录》、《白氏长庆集》、《樊川文集》、《李义山诗集》、《陶渊明集》。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春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唐大诏令集》、《列女传》、《高僧传》、《东莱先生史记详节》、《晋书》、《清稗类钞》、《尚书·禹贡》《唐六典》、《通典》、《史通》、《文史通义》、《战国策》、《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旧唐书》、《周书》、《隋书》、《南齐书》、《北齐书》、《新元史》、《陈书》、《魏书》、《南唐书》等等。

《道德经》、《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孙膑兵法》、《孟子》、《春秋繁露》、《鬼谷子》、《苏子》失传、《焚书》、《续焚书》、《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藏书》、《美芹十论》（兵家）、《大学》､《中庸》、《中庸》等等。

《山海经》、《水经注》、《艺文类聚》、《永乐大典》、《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瘟疫论》、《伤寒论》、《金匮玉函要略方》、《黄帝内经》、《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梦溪笔谈》、《奇门遁甲》、《九章算术》、《文心雕龙》。

“诗骚”，又称“风骚”，“风”指《诗经》里的《国风》，“骚”指屈原所作的《离骚》，后代用来泛称文学，在文坛居于领袖地位或在某方面领先叫领风骚。《诗经·国风》和《楚辞·离骚》，分别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原地区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 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 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 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 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 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以比谗，灵修美人以媲于君，洛神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 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 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

《九歌》是《楚辞集解》的篇名。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范仲淹。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湖”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九歌》图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图·东皇太一元代张渥作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 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太阳神（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九歌·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天问》是《楚辞集解》篇名。屈原作。关于“天问”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即自夏殷以来，天被视作万物之主，是统摄万类群生的，一切高远神异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来统称，所以有关万事万物的疑问，也可以统称为“天问”。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缘由，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惨，彷徨山泽，他走进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聂氏宗祠，看到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于是当场题辞，写下此篇，用以排解愤懑、舒泻愁思。此说不一定可靠。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楚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

《天问》的内容异常丰富，问及天、地、人之事，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全诗凡374句，提出了172个问题（统计标准不一，一说116问)。由于存在错简或脱漏等情况，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顺的现象。但总的看来，还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经指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于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楚辞通释》）自篇首至“曜灵安藏”，以天事为主，杂以与天事有关的神话；自“不任鸿”至“乌焉解羽”，以地事为主，包括禹治水传说；自“禹之力献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朝事最详，最后以楚国事为主，忧国情绪在这部分里颇为明显，但从文气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脱漏所致。全诗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体及历史传说，多为先秦时期的齐、鲁、山西省北方中原地区产生的诸书所不道，可能出于楚国所传旧史，即《□》及左史倚相所传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

《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楚辞集解》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

《九辩》是《楚辞集解》篇名。王逸定为宋玉作。明代焦《焦氏笔乘》、清代牟庭相《楚辞述芳》及吴汝纶在《古文辞类》评语中，均以为屈原作，但所提出的理由还不足以推倒王逸之说。关于《九辩》名称的意义，王逸释“辩”为“变”，是对的；但又说“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云云，则不确。王夫之说：“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楚辞通释》）此说较为通达，今多从此说。

《九辩》是一首感情真挚的长篇抒情诗，共有250多句。关于它的主旨，王逸认为是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哀其志”；对此，现今的研究者大抵取怀疑态度。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这种感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诗中对现实的黑暗也有一定的反映，并表达了诗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志尚。但追求理想、坚持抗争的精神远逊于屈原。在艺术上，《九辩》虽多模仿《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并且句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音乐美，从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描写秋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寥数语，而情景俱现，成为后世文人触景伤怀，寄慨身世的滥觞。

《周易》古代占用书。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众说纷纭。旧说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对此西汉前无异议。东汉马融及唐孔颖达则指出，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事，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演爻辞，对前说作了修正。但今人据《周易》所反映的史实、所表现的思想以及语言特点、与他书的关系等分析，多认为是西周公国末年卜筮之官根据旧筮辞编撰而成。作为占筮之书，《周易》在形式结构上比较特殊。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分阴（－－）、阳（—）。《经》文以“九”表示阳爻，以“六”表示阴爻。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如《恒》卦的“□”，其六爻依次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如《泰》卦:“□(卦画)。泰(标题)。小往大来,吉、亨(卦辞)。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九二……（爻辞）。”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六爻，各爻一般依据内容的时间先后或逻辑层次安排。卦爻辞中又分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和占筮结果的记录；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非筮辞在全书中分量较少，但在表现作者的思想、主张方面则很重要。太极图选自《周易》图卷

周人占筮的范围很广，包括祭祀、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等。所以《周易》收集的旧筮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中可以看到渔猎、畜牧、农、商等各部门生产的不断发展；还有“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上六》)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贵族内部的斗争；频繁的战争；原始社会的婚姻遗俗；雷电、卫生之类科学知识，等等。其中还渗透了作者比较辩证的哲学思想，以及实行德治、反对钳制压迫的政治主张。

《周易》在中原地区文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编撰人将零散、简略的旧筮辞，经过选择、编排和加工，组织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卦爻辞，除了几个对立组卦要两卦合看和一些散杂之卦的事类不一外，大多数都一卦说一类事。如《睽》卦记叙了旅人途中的所见所遇，很象一篇惊险的旅人日记。《贲》卦写对偶婚，按次序叙述了男方氏族成员迁往女家的行前准备、途中情况和到女家后送上礼物等过程，条理十分清楚。在《井》卦中作者还运用了追叙手法，从旧邑主被迫迁走叙起，写邑主统治下这个邑所遭到的破坏和邑人生活的困苦，再写新邑主来后着手改善生活条件，直到最后邑中饮食完全改观，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虽然由于受到占筮书形式的局限，插进了不少不甚连贯的贞兆辞，显得不十分紧凑，但这样的记叙，比之甲骨文那些简略的、甚至是片言只字的记事大大前进了一步，反映了中原地区文学从占卜语录向记叙文章的演进。

《尚书》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逸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族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尚书》未能流布。司马睿时，梅颐献伪《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李世民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日》、《西伯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尚书·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宋代刻本《尚书》

《春秋》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而《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也言及《鲁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鲁国史籍的专名。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等也认为孔子作《春秋》。唐朝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举出12条理由来，对孔子作《春秋》说表示怀疑。宋代刻本《春秋传序》

《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文虽简约如大事记，而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公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校，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讹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晋代杜预由此而发挥，认为褒贬劝惩，自有义例。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但从全书来看，这种发挥牵强、□之处甚多。所以宋代郑樵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但历代对这种属辞比事、一字褒贬笔法的宣传和阐发，使得史学家、文学家在写作时重视用词造句。强调褒贬讽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春秋》语言上极为精练。前人多举下例：“（鲁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石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为例。这里记陨石，“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公羊传》），又记□飞，先见数目有六，再看知是□，后来又看是退飞之状。除去附会义例之说，亦可见其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它以叙事为主，与《春秋》相互发明；《公羊传》、《谷梁传》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现存旧注本以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最早，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本30卷。新注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论 语

《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 ，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仲由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端木赐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冉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颜回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仲由：“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韩愈。”答冉求：“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研读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原地区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依次是——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英文名：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翻译为：三个国度的传奇故事），为四大名著之一，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裴松之注引）《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以多个主人公做线索，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以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即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毛纶毛宗岗父子俩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晋朝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群鲜明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刻画的近200个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赵云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死而后已”的大义胸怀，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真实的曹操是有不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人志士。其实历史上的刘备和演义中的差别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刘备确实也是仁德为怀，感人至深的。

《三国演义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给读者们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

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无不是罗贯中历史演义的继承和发展。

《西游记》是吴承恩所著，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优秀的神魔小说，也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用幻想形式来反映社会矛盾的巨著。小说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第八至十二回写大日如来说法，观世音访僧，魏征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待取经的缘起。从十三回到全书结束，讲述了五百年后，观音向孙悟空道出自救的方法：他须随唐三藏到西方取经，作其徒弟，修成正果之日便得救。孙悟空遂紧随唐三藏上路，途中屡遇妖魔鬼怪，二人与猪八戒、沙和尚等合力对付，展开一段艰辛的取西经之旅。

作品写于明朝中期，当时社会经济虽繁荣，但政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作者对此不合理的现象，通过故事提出批评。此作品共一百回，六十万余字。分回标目，每一回目以整齐对偶展现。故事叙述唐三藏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到西天取经的过程。

《水浒传》又名《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1972年3月17日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水浒传》由张彻，午马，鲍学礼共同导演。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7年3月关机，历时3年8个月的同名电视剧由张绍林导演完成。另有同名电影及新版电视剧。 《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人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所著。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加工定型。全书叙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宋江、李逵、武松、林冲、张顺、吴用等英雄形象。是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将它翻译成英文时就定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属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爱新觉罗·弘历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它的原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作者曹雪芹。现通行的续作是由高鹗续全的一百二十回《全本昆曲《红楼梦》》。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