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是广东省三大文化之一，是岭南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源自潮州方言区的民系文化，既有古中原文化的遗存，也有强烈的海洋文化特征。

潮汕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地理环境、民族和族群迁徙融合、建制沿革的影响。潮汕地区位于中国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面隔海与台湾省相望，与梅州市、汕尾市分别为西北和西南邻。这种独特性对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汕地区位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夏季炎热但不酷暑，冬季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潮汕地区常年植被茂盛，有助于农业生产。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潮汕地区的主要物产以水产品和蔬菜水果为主，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这使潮汕地区形成多元化的农产品体系。潮汕地区生活着土著和移民，这两者逐渐融合发展形成了潮汕民系。移民主要是从秦朝开始的，移民迁入方式，大致有这几种：一是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移民；二是战乱中流民南徙，聚族而居，分支扩散；三是仕宦、迁、致仕人员定居，繁衍族人；四是垦殖辟地，经商创业等经济原因。民族融合与迁徙导致了潮汕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潮汕文化的历史形成经过了若干阶段。秦代至隋朝时期是中原文化征服和同化百越文化的过程。秦始皇发兵统一岭南后，将约50万汉人移居戍守在贵人山。而魏晋六朝时期，战乱不断，导致中原士族南迁。东晋义熙九年(413年)，揭阳市设立了义安郡，这标志着潮汕地区首次建立了中级地方政权。隋初，义安郡曾隶属于循州总管府。开皇十一年(591年)，义安郡改为潮州市。在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在潮汕确立了主体地位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初唐，陈元光平定“蛮僚”啸乱，屯军漳潮，移民垦殖停止。陈元光父子在统治漳潮期间，不仅将中原先进技术传播到潮汕地区，还致力于教育事业，从而开启了民智的新时代。中唐时期，常衮抵潮时开始在始兴州学习，推动了“潮俗”为之丕变；公元819年，韩愈任潮州刺史后，命赵德管理州学，更以一代儒宗的声誉推动了潮汕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序兴盛，教育日益普及，潮汕地区各少数民族大多完成汉化。元代的文化发展曾短暂遭受破坏和停滞。明代，潮州路被改为潮州府，隶属于广东行中书省（后改为广东布政司），管辖11县。

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汕头市开始对外开放，同治六年（1867年），统治阶级在汕头设立了“惠潮嘉兵备道行署”。明清时期，潮州市的工商业持续发展。民国时期，政局混乱，战争不断，政区建制调整不停。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将粤东行政区正式改为汕头专区，确立了汕头的中心地位。1996年底，潮汕地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现今的汕头、潮州、揭阳市三市鼎立的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内外潮人才逐渐对潮汕文化进行研究和保护。现如今，在饶宗颐的提倡下，成立了潮州学，以专门研究和保护潮汕文化。除此之外，研究潮汕文化的课题、学术团体也逐渐出现，保护潮汕文化的博物馆也逐渐成立起来。

潮汕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潮汕文化兼容并蓄，其本土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不断融合碰撞，从而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潮汕文化。潮汕文化中呈现出的近代商业意识也凸显了其开拓性和保守性。而韩愈治潮则为潮汕文化注入了儒雅的特性，使得潮汕文化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潮汕地区流行多神崇拜，潮汕人民既崇拜佛教。道教，也崇拜鬼神、自然神、祖灵等。例如，大峰祖师、风雨圣者、珍珠娘娘、妈祖、保生大帝、双忠公、真君大帝、真武大帝、神农大帝、送子娘娘、司命灶君、床头婆婆等。其中，司命灶君又称司命帝君，灶神和妈祖在除潮汕外的地区也被人们所祭祀，但在潮汕地区，这依旧是两位重要的祭祀对象。潮汕地区的人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种植水稻、蔬菜、水果等为主。在饮食方面，当地人民喜食潮州糜。潮州菜因制作精细、清淡，具有保健特色，而在国内外广受欢迎。而潮汕地区的茶艺，潮汕工夫茶是中原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潮汕地区人民使用潮汕浴布制作衣物，女子在重大节日着百褶礼裙，男子佩戴耳环。在建筑方面，潮汕建筑强调礼制，讲究风水布局，其建筑带有丰厚的宗教文化元素。其节日庆典有闹新春、闹元宵、中元节节举行的“中元节与盂兰盆节胜会”等。潮汕地区有着“出花园”、婚礼歌等传统礼俗。其丧葬方面，礼仪繁复，至今在农村仍保留了部分习俗。潮汕地区的音乐舞蹈有用潮汕白话文、民俗音乐、歌册等。潮剧，又被称为“潮州戏”，以潮州方言为表演语言，潮剧在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潮州音乐中具有代表性的器乐有潮州锣鼓乐、潮州丝弦乐和潮阳笛套乐三种。其工艺潮州市金漆木雕、湘绣更是世界闻名。潮州方言属于闽南语系次方言，它在维系海内外潮人的乡情和亲情，产生凝聚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潮汕地区因其水陆交通便利，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很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这使得潮汕文化不断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传播，潮汕移民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慈善事业做出诸多贡献，并促进了潮汕本地与海外各地的文化交融。现如今，潮州会馆已遍及全球。对于潮汕文化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受到海内外潮人的关注，现如今不仅诞生了《潮汕风采文丛》《潮汕百科全书》等研究潮汕文化的书籍，还有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组织，例如潮汕方言研究会、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会等。

潮汕民系，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以潮州方言为主要特征。潮汕民系是本地土著和外地移民(包括不同族群)影响、碰撞、交汇、融合而发展形成的。潮州方言区最初的居民主要是闽越族人。随着历史发展，福建省人和中原华人的不断迁徙，潮州市地区的语言逐渐形成了与闽南语同一属系的潮州方言。

根据考古发现，潮汕地区的史前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最早有记录的是南澳象山遗址。由于该地与台湾、粤东、闽南地区等地区存在相似的古文化特征，推测这些地方的远古居民可能存在密切联系，属于同一文化区，并有共同的祖先。早期智人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广东省地区属于南部，早期人类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向东迁徙，可追溯至约20万年前。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潮汕地区与岭南、宁德市等地相比，文化发展较慢。在商代时期，内地的青铜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广东地区的青铜冶铸业远迟于内地，大约落后了约千年。然而，浮滨镇文化的出土物表明该地区存在部落联盟，尽管青铜器数量有限，礼器更是稀缺。这一时期的粤东地区可能出现了部落联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任所长徐恒彬研究认为，广东的新石器时期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国人最早形成部落联盟的地区，对应于夏商时期的历史时期。然而，广东省的土著人在这一时期还不能被称为“南越人”，而且在先秦时期，韩江流域未必是南越人的活动区域。同时，南澳象山遗址、潮安陈桥贝丘遗址、普宁池尾后山遗址以及饶平浮滨遗址也呈现出潮汕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这为潮汕地区在史前历史时期便有人类活动痕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土著和移民的融合发展形成了潮汕民系，其重要代表就是形成了潮汕方言，而潮汕文化正是源自于潮州方言区的民系文化。粤东地区的开发较迟，且离中原较远，商、周时期与中原王朝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有迹象表明其已有间接接受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作为较大规模的移民南下，是从秦朝开始的。移民迁入方式，大致有这几种：一是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移民，如秦统一岭南，遣卒戎岭，汉乎岭南设揭阳市，乃至以后的元兵、明代军籍移民、清兵南下；二是战乱中流民南徙，聚族而居，分支扩散；三是仕宦、谪迁、致仕人员定居，繁衍族人；四是垦殖辟地，经商创业等经济原因。移民迁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有阶段性的大规模进行，也有分散的行为。民族融合与迁徙导致了潮汕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潮汕地区的行政区划对于居民文化交流产生积极影响。交流程度与政区建置历史及稳定性密切相关，同时受到区域内文化因素的影响。潮汕地区的基本区划范围在南汉时期确立，而与邻近的漳州市、广东梅州和惠州地区的行政划分产生了交流，影响了潮汕地区的方言、风俗、文化等。这种复杂关系塑造了潮汕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坚定了以潮汕文化为主体的特色。

潮汕地区位于粤东，是岭南地区开发较晚的地区。在上古时期，岭南是人烟稀少、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初设郡时，区域界线不清晰。 在秦朝时期，南越国在粤东地区推行郡县制，设立了揭阳县。这一地区在南越国与闽越的边界，因地理和政治因素而重要。南越国此时实行与汉代相似的行政制度，同时还依附于闽越国，形成双重依附关系。在与闽越国接壤的地区，设立揭阳县。这种相似的行政制度，使得潮汕文化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影响。东晋义熙九年(413)，在揭阳县治成立义安郡，标志着潮汕地区首次建立中级地方政权。义安郡领澄海区(治今潮安县东北)、潮阳(治今潮阳县西北)、义招(治今大埔县)、海宁(治今惠来县西)、建宁县(治今福建漳浦县西南)等5县，郡治在海阳。绥安该地于开皇十三年(593)并入龙溪县(今福建漳州)，此时已将今属福建之地分出。

自隋朝起，潮汕地区便以“潮州”为行政区域名称，沿用千余年，使这一地区的许多事物自然而然地冠以“潮州”为名，诸如潮人、潮州话、潮剧、潮州菜、潮州柑、潮州工夫茶等等。唐朝时期，潮汕地区由义安郡改为潮州，后又改为潮阳郡，领澄海区、潮阳、程乡三县，归属广州市、岭南道、岭南东道。南汉乾和三年(945)，程乡划归新置的梅州市，潮州领海阳、潮阳、揭阳三县。此后，潮、梅地区多次分合。元代设潮州路，仍领3县，梅州曾属潮州路。明代，潮州府成立，领11县，其中包括海阳、潮阳、揭阳、程乡、饶平县、惠来县、大埔县、平远县、普宁市、澄海。清代，潮州府归属于惠潮嘉道，辖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县等9县及南澳岛1厅。民国时期，政治动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海阳县改为潮安区，汕头市逐渐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3日设潮汕临时专署于潮安。1950年2月设潮汕专区（1951年7月起称粤东行政区），专署（后改为行政公署）初设于汕头，后转驻潮安，领8县：潮安、饶平、潮阳区、普宁、澄海区、南澳、揭阳市、惠来县。这个时期仅见于1949年12月至1951年6月，潮汕专区所领8县加上省辖市汕头，构成了潮汕地区的基本地域范围。到了1955年9月，行政机构迁往汕头。1965年，粤东行政区正式改为汕头专区，正式确立了汕头的中心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属惠阳地区的陆丰市、陆丰一度划归汕头专区。此后，经历了多次体制变革，至1996年底，潮汕地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现今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三市鼎立的格局。

潮汕地区位于中原地区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面隔海与台湾省相望，与梅州市、汕尾市分别为西北和西南邻。其地理坐标范围为东经115°05'-117°19'，北纬22°53'-24°14'之间。潮汕地区位于中国广东省东部沿海，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这种独特性对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潮汕文化的奠基性因素之一。这片地区面向辽阔的海洋，与中国台湾南端只隔一水之隔，因此常被誉为“省尾国角”。

潮汕地区地处亚热带，位于赤道低气压带和副热带之间，靠近东北信风带的南缘。该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夏季炎热但不酷暑，冬季温暖而偶尔寒冷，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潮汕地区常年植被茂盛，四季如春，有助于农业生产。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潮汕地区的主要物产以水产品和蔬菜水果为主，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涵盖200多种品种，以及每月推出的20多种不同蔬菜品种，形成多元化的农产品体系。潮汕地区总共有10346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形呈现西北高南低的特征，西北和东北多为高山，东南则临海，区域内部多丘陵和台地。众多河流自西北向东南奔流入大海，沿着江河分布着低洼的丘陵河谷平原和三角洲平原。潮汕地区的海岸线长达278公里，最大的岛屿是南澳岛。在潮汕10346平方公里的领域中，冲积平原仅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余地区是连绵不断的丘陵地带。高大的山脉如凤凰山、莲花山、大北山、大南山、南阳山和桑浦山等群山起伏，形成了东、西、北三面的天然壁垒。这些高大的山脉使得交通不便，从而阻隔了古代潮汕人与周边地区人的联系，这使得紧靠腹地平原的潮汕人无法满足生活需要。与这些山脉形成对比的是东南无边的南海，通向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海岸线曲折多变，拥有众多优良的港湾，布满珍珠般的岛屿。这使得潮汕地区的人民得以摆脱山脉的困扰，面向辽阔的大海，潮汕人便开展了海上贸易。潮汕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也使得潮汕人民养成了特别强悍和能吃苦耐劳且善舟战海的民族特性。

潮汕文化由三种文化聚合生成的，这三种文化分别是，作为土著的百越文化、作为移民的中原文化和作为侨胞的海外文化。潮汕文化的历史形成至今经过了三个阶段。

秦始皇发兵统一岭南后，将约50万汉人移居贵人山，接着，经历了魏晋六朝战乱和中原士族南迁的时期。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年)，统治者在揭阳县设立了义安郡，此时潮汕地区首次建立了中级地方政权。义安郡包括海阳、潮阳、义招、海宁、绥安等5县，郡治设于海阳。此时期义安郡在汉、晋及南北朝时期属于广州市，南梁时改属东扬州，不久后改称瀛州，在陈永定年间废除了州治但保留了义安郡。南齐时期增领程乡县(由海阳分置，治今梅县区)。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隋初时期，义安郡曾隶属于循州总管府。开皇十一年(591年)，改义安郡为潮州市，仍领6县，改海阳县为义安县，州治设于义安。这时取名潮州，寓意潮水往复。大业三年(607年)，废除州再设义安郡，领4县：海阳、海宁、万川(由义招县改设)、程乡。建宁县则在开皇十三年(593年)并入龙溪(今福建漳州)，至此已将今属福建之地分出。

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原文化征服和同化傣族文化的过程，潮汕地区在百越未被汉化之前，长期处于自治或半自治的状态。在秦始皇带兵戍守该地区开始，便陆陆续续有中原人前来定居，并将中原文化带入该地区。但该过程受百越族消极抵抗和历朝封建割据的影响，进程相当缓慢。

初唐时期，在669年，泉潮间的蛮夷反叛，李治派遣陈政平率领军队镇压，陈政他的儿子陈元光随行。陈政的部队经过多次战斗，最终在福建华安县九龙山地界取得了反叛的胜利。677年，陈政去世，他的儿子陈元光继承父亲的职位，继续发展南中地区。陈元光在任期间，选拔人才、招纳贤士、安抚流民，他还改善农业、推动教育、鼓励文化等。在他的领导下，闽南地区地区逐渐开化，社会风尚更加纯朴，文化和经济也蓬勃发展。陈元光是促进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合的奠基人，为闽台等地的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尊奉为"开漳圣王"。

中唐时期，常衮、韩愈先后任潮州市刺史，其流风余韵泽被至两宋时代。这个时期标志着中原文化在潮汕确立了主体地位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常衮抵潮时开始在始兴州学习，推动了“潮俗”为之丕变；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任潮州刺史后，命赵德管理州学，更以一代儒宗的声誉推动了潮汕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庠序兴盛，教育日益普及。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进士科考试并登上皇榜的广东省士子共528人，其中潮州有94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潮州是广东士子的佼佼者。据周硕勋的《潮州府志·选举表》所列，单是宋代，潮州就有172名士子进入士人行列，这使其在粤省的比例更是高居榜首。这一时期曾出现“棘围共试三千士，潮郡联飞二十人”的令人羡慕场景。同时，私家著述和印书藏书也十分丰富，潮汕地区被誉为“海滨邹鲁”。宋代也是潮汕地区各少数民族大多完成汉化的历史时期。

明代时，潮州路被改为潮州府，隶属于广东行中书省（后改为广东布政司），管辖11县。这些县包括了澄海区、潮阳、揭阳、程乡，其中饶平县是成化十三年（1477）新设的，惠来县、镇平、大埔县、平远县、普宁市（始称普安）、澄海则是在嘉靖年间设立的。这个时期是历朝在潮地置县最多的时候。在明代广东省增设了22县，其中潮州府占了7县，成为了明代广东增设县份最多的府，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各县区划格局。此时期，潮州有160位进士和162位举人，尤以嘉靖朝最为突出。在这期间，五科西湖雁塔题名，潮人中举者多达75人，形成了鹿宴常设、钟鼎长鸣的局面。其中不乏兵部尚书翁万达、状元林大钦，以及薛中离、萧端蒙、林大春等名公巨儒。明代中叶则是潮汕文化臻于成熟的阶段。到嘉靖后期，潮人在语言、人文心理、行为方式、民情风俗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此时增置至11县，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区划状态，直至现代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格局。

清代时，惠潮嘉道辖惠州府、红头船府及嘉应直隶州，治所设于潮州。潮州府管辖澄海区、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和丰顺9县及南澳岛1厅。在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汕头市开始对外开放，同治六年（1867年），统治阶级在汕头设立了“惠潮嘉兵备道行署”，这使得汕头逐渐显露头角。

在明清时期，潮州的工商业持续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州城为中心，兴起了一批新的商业墟镇。海运贸易的繁荣使潮州成为广东省第二大对外贸易基地。文化交流也极为活跃，不仅引进物产，也传承了戏剧、抽纱、科学民主思想等。潮汕的饮食文化、茶道文化和商业文化也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

近代以来，汕头市的开埠和设市加速了这一独特体系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今潮汕文化的壮观展示。汕头开埠后，潮汕人的移民活动变得十分活跃，改变了潮汕人的地域分布格局，造成了半在本土、半在异国他乡的现状。海外文化的影响也改变了潮汕文化的基因构成，使其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群体性文化。海外文化以多种形式和渠道影响潮汕文化，不仅以物质形态直接输入，而且通过侨居地文化的融合和影响，影响和推动了本土潮汕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形态的发展和经济强有力的支持下，成为潮汕文化的活跃因素。由华侨带来的海外文化具有多元性，主体是经过改造的潮汕文化，同时也包括其他地区的汉文化、侨居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等。这种多元文化对本土潮汕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推动了潮汕工商业的繁荣、教育的发展、宗教的复兴和旅游业的崛起等。同时也强调了潮汕人的迁移流动习性，树立了“徙才会大”的发展观，认可了不拘一格、不受限旧俗、广泛吸收和灵活运用的文化观。

民国时期，潮安县因与山东海阳县同名，于1914年改名为潮安县。随着汕头地区的崛起，成立了汕头市，潮州地区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1930年之后，"潮州"逐渐被"潮汕地区"取代。同时，1912-1931年间，还建立了多个行政机构，辖区扩大至原潮州府、惠州府及嘉应州所属县。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潮汕文化得到了空前重视和保护。目前潮汕文化有多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例如潮剧、英歌舞等。粤东四市列入国家级的非遗名录已达46项，列入省级名录的达132项。除此之外，潮汕地区因其水陆交通便利，且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潮汕文化在中国各地引发起了潮汕文化的热潮，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潮汕地区的祖先源自北方，迁徙至闽南地区和粤东地区，与当地土著人共同生活，形成了“百越杂处”的局面，这也是潮汕文化多元性的一个来源。潮汕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动态体系。潮汕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本地土著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多次碰撞融合的过程，再加上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外传播以及吸收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断发展壮大。语言方面特别突出，潮汕方言和粤语一样具有开放的特质，吸收并融合了许多外来词汇，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性。例如，“舒嘎”（喜欢）、“番荔枝”（菠萝）、“番葱”（洋葱）等词汇。在建筑方面，受到华侨致富回乡建屋的影响，一些现代潮汕地区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潮汕也受到东南亚建筑装饰艺术的影响，如在澄海隆都的陈慈簧故居，其中带有一些东南亚风格的木雕缠花蔓。在饮食方面，潮汕人擅长改造并吸纳其他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成果。例如，“潮汕牛肉丸”源自客家牛肉丸，经过改良，已经发展成了富有“潮韵”的特色菜。

潮汕文化的开拓性形成原因主要受到地理环境和潮汕人特有的商业意识的影响。潮汕地区位于内陆和海洋交汇的地带，濒临海洋，这一地理环境对潮汕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潮汕地区的海洋文化因素在文化中表现出来，潮汕人以海洋为载体进行各种活动，如渔业、贸易等。海洋环境激发了他们对商业的浓厚兴趣和海外活动的热情。汕人以精明细致、勤俭节约、务实冒险为特点，这种商业意识早在古代就形成并传承下来。潮汕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效益，精打细算，重视市场和机会，善于择利而行。这种商业意识使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有独到的优势，尤其在海外贸易和创业中脱颖而出。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众多，但资源有限，环境与资源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导致激烈的竞争环境。这种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顽强、务实和冒险精神，他们常常秉持“爱拼才会赢”的信念，勇敢面对挑战，追求成功。潮汕人从古代就有海外活动的传统，包括渡洋贸易、寻求商机、移民等。这一传统在近代改革开放时期进一步扩展，海外经商和创业成为潮汕人的社会风气。他们的商业活动遍布海内海外，对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潮汕文化的保守性形成于多重因素之下。首先，潮汕地区相对偏远，远离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起步较晚，这使潮汕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相对独立。其次，潮汕地区的商业传统悠久，但商业活动通常是一种相对保守的领域，传统的商业价值观在潮汕文化中得以保留。同时，尽管许多潮汕人在外出寻找发展机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感，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潮汕人在外地常常抱团而居，保留潮汕乡土文化，并对外表现出强烈的团结凝聚力。这一固守传统的文化心态也体现在他们对外地人的称呼以及对潮汕文化的中心主义情结上。这种保守性使潮汕文化在外部影响下相对守旧，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和价值观。

潮汕文化表现出儒雅与风俗的和谐融合，突显其岭南文化的特质。韩愈是潮汕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人物。韩愈被贬至潮州市，竭力服务民众，驱逐恶势力，提拔贤才，为潮州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从此潮汕地区更崇尚儒学，普遍弥漫着儒雅氛围。潮汕人注重教育，重视“书理”，崇尚“读书高于万般”，强调“学而优则仕”，这是其中之一表现。不论富人还是贫民，潮汕人都要求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海外侨胞经常回乡投资兴办教育事业，为潮汕的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潮汕文化中崇尚儒雅的传统已经融入到民间习俗和民众心理之中。潮汕的民间文化以儒雅为荣。“潮乐典雅淳美，潮剧文胜于质，潮州菜精致可口，潮绣精巧绝伦”，这些都展现了潮汕文化的儒雅特质。在生活习惯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潮汕工夫茶的“和、爱、精、洁、思”和食文化的“清、淡、甘、和”。工夫茶和饮食的“工序”体现了潮汕文化精致优雅的精神内涵。

儒家文化对潮汕人影响深远，尤其体现在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对祖先的崇拜上。在生活习惯方面，辈分尊卑都受到高度重视。潮汕地区妇女至今仍然称丈夫的兄弟为“伯”“叔”，称丈夫的父母为“公”“婆”。潮汕的很多村镇都有主姓，比如潮阳西胪镇主要是陈姓人家。由于血缘关系集中，这些村镇对外也表现出些许排斥态度和自我保护意识。此外，潮汕人非常重视祖先的葬礼，仍然坚持强烈的风水迷信观念，推崇土葬。在节日和重大活动中，潮汕人遵循传统礼俗，祭拜祖先，祈求平安。例如，过年前全家团聚，举行大规模祭祖活动；清明时节，除了在家中祭祖，还要前往扫墓。潮汕人对祭拜和礼俗的坚持，正是“孝”文化的一种表现。

潮汕地区的人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潮汕地区的农业优势，集中在潮汕平原。潮汕平原是全省第二大平原，光、热和水资源丰富，土地质量较好，具备农业高产基本条件。潮汕地区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足，商品经济发达，耕作者对农田耕作既能精心细致，而且有较强的经济观念，对提高单产扩大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经济价值，有强大的推动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潮汕地区不但是全国水稻高产区，同时也是小麦、番薯、花生以及蔬菜、柑橘的高产、主产区。

潮州商帮的崛起和发展在明清时期的中原地区经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商帮的兴起在明代，广东商帮以其庞大的人数、广泛的经营领域和雄厚的商业资本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广东商帮主要由广州市帮和潮州帮构成，还包括客家商人。潮州帮在这个商业网络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不仅与广州帮有所不同，还面临封建朝廷的海上贸易政策的限制。历史上，封建社会对商业持有抑制态度，严格控制外贸口岸。广州因其长期拥有通商口岸之一的地位，享受了封建朝廷的官方保护和鼓励，海上贸易是合法的，而潮州市无法获得这种特殊待遇。这使得潮州商人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一方面通过海上贸易和航运发展，成为广东省海域的航运中心，另一方面通过走私贸易来谋生。潮州帮因此被称为“亦盗亦商”，与广州帮的“亦官亦商”形成鲜明对比。

明朝时期，走私活动盛行，潮州商人首先形成了武装走私的经营方式，组织走私海上贸易武装海商集团。这些集团不仅经营合法的海上贸易，还兼顾走私和海盗活动。这种“亦盗亦商”的行为最终成为潮州商帮的标志之一，但它们也在经商中形成了坚韧不拔、寻找机会、勇敢开拓的精神，并注重血缘、地缘和团结对抗外敌的自立能力。清代，尽管海禁政策被取消，红头船商人仍然活跃在海上，继续进行走私活动。走私行为涉及合法居民如商船和渔民的合谋，以及非法贸易。这些合谋者不仅向走私集团提供物资，还为其销赃，同时也通过贿赂地方官员来保护自己。这种官商黑色勾结的情况导致了治安的不断恶化。

然而，潮州市商人并非都以亦商亦盗的方式致富。潮州商帮的特色不仅仅是与走私和海盗有关，他们也在正当的商业经营中崭露头角。潮商因其精明能干、善于计较和信用至上的特性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广泛经营各种业务，包括土特产、房地产、金融、当铺、纺织、面粉、百货、饮食等。此外，潮商还在1912至1926年在上海创办了钱庄，为当时还未出现银行的中原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

潮汕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在中国商港商埠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地区位于河海交汇之处，远离广州市等主要城市，因此具备了自成商业中心的潜力。其商港和商埠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海洋交通的优势。韩江是该地区最大的河流，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便捷的水路。尤其在古代，陆路运输不便，因此潮汕地区依赖河运，将粤东山区以及赣州市、闽西南的特产如竹、木、土纸等运至潮州市。同时，潮汕地区的农副产品如土糖、食盐、土布、陶瓷等则反向销售至内地。这种河流交通促进了区域内的商品流通。

其次，潮汕地区的商港和商埠发挥了关键作用。潮州成为粤东政治中心，韩江河口是对外海上通道的始发港之一，使得潮州成为内陆地区与外界贸易的纽带。南宋时期，潮州府城逐渐扩展，形成了交通要道与贸易市场相结合的景观。此外，随着漕运和庵驿制度的改进，红头船地区的商港如庵埠镇、南澳岛等蓬勃发展，成为国际海运贸易的重要港口。

最后，潮汕地区的商业活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在宋代，人口急剧增长，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为商品交换提供了物质基础。交通邮传设施的改善，如驿站和驿驿制度，为商人和过客提供了便利，使潮汕地区的商港商埠更加繁荣。与此同时，潮州的海外贸易也有所发展，潮州的造船业和制瓷业成为该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潮州的陶瓷等产品出口到日本、巴基斯坦、埃及等地，证明了其对外贸易的活跃性。

潮州会馆作为潮汕地区和海外潮人社区的重要机构，具有悠久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当时红头船会馆主要是为了维护潮人在外商贸活动中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它们起初是商帮的集会场所，用于商谈市情、讨论物价和贸易活动。会馆之所以被称为"会馆"，源自于其建筑壮丽，宛如庙堂一般的雄伟建筑，凸显了潮商的经济实力和重视门面的文化。这些会馆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地域性，通常以潮汕地区的地理、方言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然而，它们不仅限于商业活动，还具有多重职能。潮州会馆通常供奉多位神祇，包括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世音大士和昌黎韩夫子等，这体现了潮汕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海上文化。此外，这些会馆也承担了社会责任，包括慈善事业、教育支持和社区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潮州会馆的作用逐渐扩大，涵盖了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它们成为潮汕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载体，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如庙会庆典、戏曲表演和传统习俗的传承，有助于保存和传播潮汕文化。此外，这些会馆还关注潮人社区的慈善事业和教育，支持学校、医院和提供奖学金，使潮人社区得以持续发展。

最初，潮人富商的经济活动受限于地理位置和商品资源的有限性，主要依赖运输和轻工业。虽然商业环境不够有利，但他们展现了勇于开拓、耐劳精神的特点。改革开放后，潮汕地区的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市场多元化，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如传统生产方式、科技力量薄弱等。不过，一些潮人富商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品牌，取得一定进展，显示出其灵活的竞争能力。外地经商的潮人也展现出了精明和勇于拓展市场的特质，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东南亚等地投资兴业，逐渐取得重要地位。潮人的团结相济以及地缘和血缘关系有助于建立商业联络网。他们注重教育，创办学校，培养新一代商界精英。一些潮人富商，如李嘉诚和谢国民，不仅在本地取得成功，还向国际舞台拓展，成为世界级企业家。他们不仅取得巨大财富，还回馈社会，支持教育和慈善事业。

潮汕地区的海盗活动在历史中多次出现，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性质。这些海盗包括外地来袭者、本地盗贼、官府反抗者和武装走私集团等，其活动主要集中在潮汕地区，由于其战略地位重要且海防相对薄弱，成为海盗活动的繁荣之地。明清时期，海盗活动愈发加剧，与官府的政治矛盾、经济限制以及倭寇的勾结相关，导致规模庞大、危害深重的海盗活动，甚至引发地方动乱。早在宋元时期就有潮汕地区的海盗活动的记载，而南宋时期就有海寇侵犯潮州市，这些早期的海盗多数不是本地人。明代，粤东地区的海寇活动逐渐频繁，特别是与倭寇相勾结，导致沿海地区遭受大规模的破坏。明初期的倭寇问题与嘉靖时期的海盗问题性质不同，但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清朝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海禁、迁海、一口通商等，限制了潮汕地区对外贸易，导致海上武装走私和劫掠活动进一步升级。随着清朝政策的实施和地方防御的加强，海盗活动逐渐减弱，特别是清代海盗郑氏集团的接受招抚和参与抵抗清军活动，限制了海盗活动的条件。虽然民国时期仍有一些海盗活动，但这一时期已不再具有之前的规模和威胁性。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陆上也时有“寇乱”，包括山贼从外地流窜至潮地，也有当地聚众暴动，相聚为寇的，以后者为多。这些山贼或据地为王，冲击官府，纠集海贼，动辄聚众以千计，对当地社会造成深刻影响。这些山贼活动通常与政治矛盾、灾荒、苛税以及海禁等因素相关，促使他们寻求新的出路。尽管朝廷曾尝试招抚和军事剿匪，但这些乱局在明、清时期持续存在，给潮汕地区的民众带来巨大困扰。山贼与海盗活动之间也有勾连，加剧了地区的不安定。清代，南明小王朝在南方苟延残喘，各种武装势力兴起，自行建立国号，纠结混战，加剧了地区的动荡。这些土匪和盗贼活动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最终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领导下得到剿灭。

在清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加剧，吏治腐败，民间出现了名为"会党"的秘密结社。洪门的具体成立年代和创始人存在争议。这组织早期以一系列宗教仪式为特征，后来演化成武装反抗团体，如潮汕地区的天地会和双刀会。这些组织在18和19世纪间反抗清朝政府的统治，进行多次暴动和抵抗，卷入了潮汕地区的战事。尤其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潮汕后，会党活动更加激烈。他们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并多次受到官府的打压，但直到咸丰六年（1856）之前，这股反抗力量才被基本平定。这一时期，粤东地区出现了多股不同的会党和其他武装团体，使局势复杂多变。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会党与村寨势力结合，继续反抗清朝的统治，直到清朝对他们的镇压和清除。

中国广东潮汕地区的村寨（寨垒）原本是平原和丘陵地区的聚居地，以防止盗贼侵袭而筑城墙和堡垒，逐渐演变为武装的军事聚落。这种转变被称为"乡村军事化"，其开始可追溯到明中叶。这一地区经历了动荡时期，盗贼横行，官府控制减弱，正统性受到挑战。因此，村寨开始兼具了武装与军事功能。这些寨垒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一开始是当地村民用来对抗官府的，但这模糊了民与盗之界线。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官方的关注，士大夫们试图通过提高教化水平来改善村寨的风气，以期正风肃俗。然而，这一地区的治理仍然困难，由于长期的恶劣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以及一系列问题，包括治安问题、械斗、贩毒、赌博、制假售假、走私、黑恶势力等。这些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虽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

潮汕地区流行多神崇拜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潮汕地区十分突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民间信仰体系极为庞杂，融合了中原传来的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崇拜的神灵，也包含了闽越族和南越族鬼神崇拜的痕迹，以及各种土生土长的神灵。信仰涵盖了自然神、物灵神、祖灵、人物等多种神崇拜。

潮汕民间信仰的神灵繁多，每村都有神庙，大村庄和市镇更多。神庙统称为“老爷宫”，而每家每户、每行每业都自设神，称为“老爷龛”，神明被统称为“老爷”，祭祀神则称为“拜老爷”。这种称呼源自旧社会对官长或奴仆对主人的尊称，现在用于神灵，体现了潮地百姓对神明的敬畏和求助的功利性。潮汕人的“拜老爷”包括：大峰祖师、风雨圣者、珍珠娘娘、妈祖、保生大帝、双忠公、真君大帝、玄天上帝、神农大帝、送子娘娘、司命灶君、床头婆婆等，每年新春到元宵期间都有“营老爷”（游神绕境）的活动。不同种类的“老爷”包括地方长官或国家重臣，例如，潮汕崇祀的安济圣王、三山国王、双忠公等都是生前对地方有裨益的官员或忠烈之臣。也有与“爷”相关的独特祭祀，如“拜孤爷”等。这种信仰反映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对信仰崇拜的影响，以及对地方官员的怀念和祈望。不同地方对神灵有不同侧重，例如潮阳区侧重双忠、揭阳市侧重城隍、澄海区侧重北帝、海阳则侧重速报司。不同的历史背景导致了不同地方祭祀圈的形成，每个祭祀圈都有主祭神和祭祀活动。在这种信仰体系中，神灵无分宗派，常见共居一庙的情况，体现了地方多神崇拜的包容性和百姓信仰的多样性。

营老爷是潮汕地区举行的一种重要宗教仪式，涉及多个信仰场所和神祇。这一仪式通常在一年中的各个重要节日举行，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中元节、中秋节、冬至和除夕等，总共八个大节令，以及每个月份的特定日子。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信仰对象和仪式，所以名目繁多的“营老爷”也因地区和社区而异。这些活动都旨在祭祀神明，净化社区，保佑子民，强化社区秩序，以及展示社区的团结和实力。有文营和武营两种主要的营法，文营是在祭祀仪式后，将神明请上神轿，由丁壮抬着，在仪仗鼓乐的引导下巡游社区各巷，武营则将神像绑在神轿上，然后在篝火前飞奔跃火堆。此外，营大老爷更为庄重，通常包括表演戏曲、舞蹈、醒狮、音乐队等精彩的仪仗队伍，以庆祝神明的到来。

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祭祀的范围覆盖整个韩江流域和韩江三角洲以西的沿海丘陵地区。三山指的是独山、明山和巾山，它们位于今揭西县城河婆街道的北、西南和巾山地区。有两种关于三山国王庙的起源的民间传说，一说是隋朝的三位勇士在救驾之后被封为开国大将军和大元帅，另一说是隋代时三位神明显现于山中并被视为三兄弟。不论传说的真实性如何，这些神明在唐初时就受到庙宇供奉。传说李世民征高丽时，三山神明曾显灵救驾，这一传说强化了三山国王的地位。今天，三山国王庙分布广泛，不仅在潮汕地区，还遍及台湾、东南亚等地。这些庙宇一般称为“王公宫”或“国王宫”，并且供奉有其他神祇。信徒认为三山国王是地方保护神，庙宇被用于祭祀、祈福和庇佑，以及社区活动的重要场所。每年，正月初二到二十四，信徒会邀请特使和指挥大使前来巡行各乡，祭拜三山国王，以纳福避凶。此外，一些地方还有五月初四的庙会，其中三山国王神像被抬到聂氏宗祠中，奏乐祭祀，而端午节则是抬神游乡的高潮，神像被送上龙船，沿途伴随着鼓乐和司唱的欢迎，展示了三山国王的祖宗神的身份。

保生大帝是粤闽两省俗民共祀的福神，神官被称为“广福官”，主要供奉地点位于大埔县湖寮镇的黎家坪村。保生大帝的传说源自吴名本，原籍福建泉州郡同安区角美镇白礁村。他出生于赵光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农历三月十五日。吴名本一直以素食、独身、研究医术和草药治疗为志向，以广治病人而著称。保生大帝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在白礁山建庙，以纪念吴名本的神奇医术。历朝历代对吴名本的封赐也不断增加，如忠显侯、英惠侯、普佑真君等。据传至明洪武五年(1372)获封为“吴天御史医灵真君万寿无极保生大帝”。清嘉庆元年(1796)大埔县俗民从福建同安白礁村分香并恭请祀奉保生大帝。

在大埔湖黎家坪村，每年都会举行名为“酢大福”的庆典活动，这一习俗可能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疾病流行有关。在“酢大福”庆典中，各村聚落会选举大福总理轮流主持祭祀活动，特别是在九月十五日迎大帝出宫的仪式中，庆典变得十分隆重，规模之大甚至近乎狂热。为了庆祝“酢大福”，家人和亲友会前来互相拜访，气氛热烈，有时甚至超过了春节。南洋华侨和上海市的“水客”也会在九月半之前赶回乡，同时也会寄款给家乡，以支付“酢大福”所需的费用，这包括一般的家庭开支和用于庆典的“猪羊费”。

珍珠娘娘是潮汕地区的本土神明，其庆祝诞辰定在每年的六月六日。传统上，珍珠娘娘信仰与治疗孩童的疾病，如天花、水痘和麻疹等相关，为潮汕地区居民所推崇，她被视为这些疾病的护守神明，备受信徒敬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珍珠娘娘的角色逐渐演变，现今更多地成为儿童守护者。珍珠娘娘信仰在潮汕地区发源，但随着人口迁徙，已经传播至其他地方，包括港澳以及东南亚。

潮汕地区的原始崇拜根植于古代柳仙崇拜，这是一种图腾崇拜。在上古时期，华族将蛇视为始祖的象征，伏羲和女娲两位重要的神祇，根据《史记·三皇本纪》的记载，都被描述为“蛇身人首”，反映了蛇图腾崇拜的影响。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中原汉族的图腾信仰逐渐演化为龙崇拜，而蛇图腾信仰则主要留存于东南沿海地区。古代闽越在蛇图腾崇拜方面一直保留传统，至今在福建省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崇拜蛇神的习俗。潮汕地区的祖先中，有不少是来自福建等地迁移的人，因此保持了蛇崇拜传统。这也与潮汕地区地理环境条件，位于江海交汇之处，以及当地发生疾病流行等因素有关。

潮汕地区的村落几乎都有蛇图腾神——青龙帝君庙，甚至在清代盛行祭祀一种被称为“活青龙”的青绿色小蛇的风俗。这些青蛇在民间被崇拜为“青龙蛇”，因其颜色为青翠，头上有“王”字而备受尊敬。这些青蛇在民间被视为神明，经常出现在庙宇中，但其出现具有神秘性，不容易预测。这种信仰体现了潮汕地区民众对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敬。此外，潮汕地区的雨仙信仰也非常显著，特别在旱灾威胁下，人们会举行祈雨仪式，向“雨仙爷”祈求雨水降临。这一信仰在潮汕地区的某些宗族和地区内有着深厚的传统，同时也在政治层面得到支持。雨仙信仰的核心是祈求风调雨顺，以确保农业生产和民生富裕。

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潮汕地区，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各种程度的影响。道教传播早于其他宗教，包括早期在潮阳东山建立超真观和东岳庙，以及在潮州市地区的崇贞观、玄妙观等道教庙宇。尽管正统道士活动在清代后期逐渐式微，但民间依然保留有道教色彩的祭神活动。西方宗教如天主教和基督教于清初传入潮地，天主教于澄海区和惠来县地区传播，而基督教则在1848年由德国巴色会国外布道会牧师黎力基开始布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潮地逐渐发展，建立了教堂、学校、医院等机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现代教育文化。新中原地区成立后，教会活动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逐渐恢复，影响了潮汕地区的宗教信仰。然而，这些宗教活动主要限于教徒范围内，与传统的宗教信仰互不渗透。其中，佛教对潮汕地区的民俗影响最大，各地佛寺普遍存在，而民间烧香拜佛也非常普遍。

佛教在潮汕地区的传播受到了福建省地区佛教的影响，早在晋朝时期，福建就传入了佛教，并在唐朝建立了数百座佛寺。这种影响对潮汕地区的佛教传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截至199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有211座寺庵、50座精舍、17座佛堂，总共约有1万多名教徒。在潮汕地区各地，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包括潮州市的开元寺、潮阳区的灵山寺、潮安区的潮州甘露寺、别峰寺、古大土庵和南岩、饶平县的汕头白雀寺、隆福寺、汕头市的蛇浦龙泉岩、澄海区的丹砂古寺、塔山古寺、莲花古寺、潮阳的西岩、古雪岩、翠峰岩、大北岩、南澳岛的云盖寺、揭阳的双峰寺、普宁的马嘶岩、华岩寺、南岩、圆通庵、惠来的西来古寺和庄严禅寺等。佛教在潮汕地区涵盖了不同的宗派，包括禅宗思想、净土宗和密宗。其中，禅宗是主要的宗派，大丛林如开元寺和灵山寺都奉行禅宗，主要流派包括临济宗和曹洞宗。

现如今，佛教文化对潮汕地区民间长期而广泛的影响，渗透到潮州方言俗语、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之中。

这种影响在潮汕方言俗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潮人用“佛量”来形容一个人胸怀宽宏，这一概念源自佛教的“无量”，原本指的是无法计算的大数量。类似地，潮州话中的“看破”表达了对人的达观和洒脱，源自佛家的“看破红尘”概念，指的是看透世俗世界的虚妄和不值得留恋之处。潮汕的民间谚语和俗语也充满了佛教的影响，如“别峰阿娘，望着住显”，将古庙别峰寺中的观世音供奉者视为灵验神明，只需远望便可获得保佑。佛教的因果轮回和善恶报应观念也深入人心，潮汕方言中有许多表达这些道理的语言，如骂孩子为“讨债仔”，表示人遭受灾祸是“前世做积恶”，讥笑说谎者“后世着(必定)哑”，以及用“积恶死”来表达对不公正待遇的遗憾。此外，佛教的影响还体现在潮汕地区的比喻中，如“斋过和尚”喻没有多余的金钱，或用“斋堂猫——晤北(不曾)食腥”来表示收入有限。潮州人还以佛门的事物作为喻体，将庄严的佛教活动转化为轻松的调侃，例如“食三两菜脯(青萝卜干)就要上西天”或“买尾咸鱼去放生——不知死活”，这些俏皮的表达方式旨在将神圣的佛教元素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这些谚语和俚语既幽默风趣，又传递了深刻的哲理，反映了潮汕人将宗教融入了日常生活并用于调侃和表达。

潮州市地区的民间宗教活动频繁，其中许多与佛教有联系。一些佛教节日如观世音成道日、浴佛节、中元节等都受到普遍重视。观世音成道日庆祝活动包括供奉特殊的食物，如象征鸟的薄片糕饼和绿豆甜汤，以象征菩萨从南海回归，展示了潮汕人对观音的虔诚。中元节源自佛教的盂兰盆会，是一次赈济贫苦和施孤魂野鬼的重要节日。此外，一些行业祭祀活动也与佛教有联系，如鞋业和武馆的祭祀，它们与佛教祖师达摩的传说有所关联。

潮州佛教庙堂音乐，也称为潮州佛乐，是在潮州地区的寺院仪式、祭祀、丧事等活动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宗教音乐。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梵呗（佛教经文的歌唱）演唱，这有助于让佛教经典更容易记忆，同时赋予了音乐丰富的旋律和韵律，使人能够陷入冥想和专注的状态。潮州佛乐在长期发展中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佛教宗教音乐，保存较为完整，在全国佛教音乐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它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香花板”和“禅和板”，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和仪式。香花板是潮州最古老的佛乐，具有热烈和跌宕的旋律，与潮汕地区的戏曲和民间小调有相似之处。而禅和板则主要用于寺庙的唱诵，其旋律庄严清丽，极具宗教氛围。

潮州市的民间礼仪和习俗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是素食的推崇。在大年初一，家庭通常以素食祭祖，全家人会持斋一天或者只吃早餐，这一天被称为"早斋"，传统认为持斋一天等于一年的积德功德。此外，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潮州地区的各善堂通常会举行九皇大帝菩萨法会，而信佛的居民通常会持斋9天，以表达虔诚之情，这被称为"九皇斋"。这一传统风俗依然在南洋地区的海外潮汕华侨中广泛传承，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特色。在诞生仪式中，怀孕的妇女通常会在特定时间段内吃素，而在婴儿出生后的12天，有的地方可能是7天或9天，会举行"开荤"仪式，意味着产妇可以从素食过渡到吃荤食，包括肉和鱼，以滋养身体，还需要向邻里和亲朋好友分送礼物，这是吃斋积德吉祥的一种表现。至于丧礼中的"做功德"，包括诵经、礼佛、忏悔和超度法事等，这在旧时的民间也是普遍的做法，以祈愿逝者在来世获得安宁和超度。

潮州话，也称为潮汕地区方言或潮语，属于方言学上的粤东闽语，是中原地区汉语方言中的一种，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闽语支闽南语潮汕片。它归属于闽南地区语系次方言，为广东省三大方言之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强调，“汕头话是现今中原地区方言中最古远、最独特的一种。”清末民初，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陈凌千的《潮汕字典》、解放后吴华重等人编著的《潮州音字典》以及李新魁编写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都显示了学者们对潮汕方言这门特殊语言的青睐。

潮汕方言是潮汕文化的外在重要表征，对于维系海内外潮人的乡情和亲情、产生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潮州话在东南亚国家广泛使用，在泰国是世界语言，在香港也是唯一能与粤语齐驱的中国方言。潮州话的语音元素最为丰富，保留了古汉语中的八个音，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明去、阳去、阴入、阳人。它具有两个读音系统，一种用于读书讲学、颂文吟诗，另一种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土话、白话，保存了上古读音和唐以后的读音。潮州话与古汉语一样，具有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特点，使其充满了古老的文化氛围。使用潮州话能更有韵味地朗读唐诗、宋词，也相对容易阅读文言文，因为它接近于古汉语。潮州话被誉为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也以“中原地区遗声”自居。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潮州话正面临着保护和传承的新挑战。

潮汕方言的语音特色与普通话有显著的差异。以汕头市为代表的潮语语音系统包括18个声母、75个韵母及8个声调，而普通话语音系统包括21个声母、35个韵母及4个声调。这种差异导致了潮汕方言与普通话在同一词汇上的发音存在显著区别，这一特点被称为文白异读。文读音用于读书学习，白读音用于日常口语，这种双轨制的读音系统不仅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文白异读的情况对潮汕方言的演变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语音学、文化传承等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

潮汕方言的词汇特色在多个方面体现着其独特性。首先，它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在现代普通话中已经不常见，如“箸”(筷子)、以及一些古诗文中的用语。其次，潮汕方言采用了特殊的构词方式，如通过单音字的重叠构成形容词，或者颠倒词序，同时也存在形容词后缀“死”、“绝”、“在”等表示极端的用法。再次，潮汕方言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常使用“番”字前缀表示外来物品，同时借词来自英语和马来语。还有一些词语直接反映了地方的风土人情，例如通过对自然现象人格化的表达。最后，潮汕方言还包含一些自造的方言字和词，有些非常生动形象，例如“鞋底鱼”(比目鱼)。这些特点使潮汕方言在反映当地文化和生活的同时，也为研究古汉语和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潮汕文化的独特载体是潮汕方言俗语，它集多层次、高品位的文化宝藏于一身。民谣作为口头传承的载体，传递了许多方言俗语。潮汕文化中，方言俗语涵盖了口头传承的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和俚语等。这些简练、形式定型的短语和词汇反映了民间智慧。潮汕民谣则以口耳相传的歌谣形式流传，承载了丰富的方言俗语。这些文化载体广泛反映了潮汕地区的生活、生产经验和社会特色，展现了潮汕人的心态、观念、民风和世情。内容涵盖气象农时、乡土风情、世态人情、人物掌故和性状事理等五类。方言俗语和民谣具有贴近生活、反映现实的特质。例如，清代的一首潮州民谣描述了当时潮州城居民的就业分布情况。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即便经济发展改变了城市格局，依然传承，成为社会历史的见证。潮汕方言俗语具有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与普通话的俗语相对应，更具通俗性和形象感。这些俗语不受规范和客套礼仪所拘束，反映了民性中直率坦诚、调侃戏谑的特点，真实地展现了潮汕地区的民情。潮汕地区的人们信仰多神，但方言俗语中对神明的揄态度不恭敬，将神佛（潮州话称为“老爷”）作为调侃对象。这种友善的调侃拉近了信徒与神明的距离，也表达了一种发泄情感的方式。例如，“观音生雅一块败”用潮汕方言表达为“大脚”，“弥勒佛哭瘤”则成了“瘦”。

潮汕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洲字典》，以及《潮语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语言的专著。除此之外，《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俗称《荔镜记》，它是用潮汕话编写的第一部岭南文学巨著。

“潮州歌册”是流行于潮州方言区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也称为“潮州歌”、“七字歌”、“潮州俗曲”。它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歌册的题材多以男女婚姻爱情为主，著名作品包括《陈三五娘》、《临江楼》和《金钗罗帕苏六娘》等。同时也有歌册涉及揭露社会黑暗、历史人物、神仙神怪故事以及色情怪诞等不同题材。歌册的创作者多为落第秀才或当地称为“半半秀”的市民、职业艺人等，多数歌册的作者已无法考证。这些歌册一般为中长篇叙事歌，歌文长度不一，有千句至万句不等。传唱者主要是农村妇女，她们往往通过歌册学识字，也以此为职业。男性传唱者多为走唱者，以竹板击节、合拍歌唱。潮州歌册曲调简单，不需乐器伴奏，也可不打板击拍。歌文一般为七言四句一组，组间转韵，韵组不受内容限制。现也有人打破这种格式，以一个意义段为一个韵组，有八句一韵、十六句一韵等。句式也可变换，采用“赞三字”式。潮州歌册以潮州方言讲唱，采用俗语、谚语，形象通俗，平易亲切。歌册善于将地方风俗、故事、景物编入歌文，也善于将外来故事潮汕地区化。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易传易记，因此许多歌册一直流传至20世纪90年代，部分甚至传至东南亚各国潮人社会。

潮汕讲古是一种以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包括民众日常讲古和职业性艺术讲古。在民众日常讲古中，普通人聚集在村庄、树下等地自编自讲，以自娱为主，无固定的场合和讲古人，而在职业性艺术讲古中，专业艺人以讲古为职业，通过对内容修饰和加工来吸引听众，更具有艺术性和职业性。这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潮汕讲古的全貌。潮汕讲古起初是一种摆地摊的形式，说者通常是一人，只说不唱，无需音乐伴奏和服装道具，会场布置简单。然而，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它逐渐演变为更高水平的形式，如舞台说书、广播说书和电台讲古。一些作品还被录制成盒式录音磁带和VCD，以扩大传播范围。

潮汕讲古的内容题材主要包括潮汕民间故事、潮汕先贤传奇以及虚构的神神鬼鬼的故事。讲古使用潮汕方言，结合地方俚语、歇后语、歌仔和潮剧说白等元素，使其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不同时期，讲古的内容也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包括宣传革命英雄和历史、讲解现代小说、武侠小说和帝王史传，以及一些带有色情元素的故事。

潮州音乐指的是潮汕方言区传扬的民俗音乐。潮州音乐中的“潮州”指的是历史上潮州府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潮州、汕头市和揭阳市三市，也就是现在普遍称为潮汕地区的区域。其涵盖了广义上的潮州地区的器乐、歌乐、戏乐、舞乐和庙堂乐等民间音乐形式，狭义上则指潮汕方言区的器乐演奏形式。潮州音乐不仅在潮汕地区流行，也在闽南地区、粤东、广州市、上海市、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国和潮人聚居地广泛传播。潮州市是潮州音乐的中心和起源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成熟于明清时代。广义的潮州音乐类似于一个庞大的家族，内容多样丰富，一些音乐类型甚至相互交叉，令研究者感到困惑。长期以来，许多民间音乐人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分类。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是将潮州音乐的器乐部分，划分为潮州锣鼓乐、潮州丝弦乐和潮阳笛套乐三大类。

潮州锣鼓乐类包括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和花灯锣鼓。潮州大锣鼓是一种以打击乐为主，配以管弦乐的合奏形式。在潮州音乐中，大锣鼓的流传面很广，按传统习惯分为文套和武套两类。文套多为叙事性、抒情的乐曲，而武套多描绘战争场景。大锣鼓的锣器有特色，包括钦锣、深波、斗锣等。传统乐曲中有许多是表现历史战争题材的，非常有气魄，如《关公过五关》《十八家妇征西》等。

潮州小锣鼓是从大锣鼓演变而来的一种合奏形式，去除了斗锣、苏锣等强烈而声音浊的打击乐器，具有轻快、明朗的特色。代表性的乐曲有《画眉跳架》。潮州小锣鼓融汇了潮剧锣鼓音乐的特点，运用了“介头”和“锣鼓点”，以轻敲细击、伴以管弦乐旋律的方式演奏。它展现了活泼、轻快情绪的乐曲。

潮州苏锣鼓，又称“八音”，主要流传于潮阳、揭阳、汕头、澄海等地。它的形成吸收了潮汕地区双剧锣鼓伴奏的特点。以汉剧中的苏鼓、哲鼓、苏锣为主，不使用深和斗锣，其他编制与大锣鼓相似。其曲目多演奏汉剧的吹打牌子，还有改编曲目如《万里江山春一色》。

潮州花灯锣鼓盛行于清末和民初，是潮州民俗游赛花灯队伍的鼓乐班。由大锣鼓班打头阵，叫“龙头”，花灯锣鼓班随后，叫“风尾”，俗称“龙头凤尾”。花灯锣鼓班的规模可大可小，小型的以击鼓者自背自击小鼓，伴以小钹、月锣为主，演奏“长行鼓点”等。大型的还包括四面锣、二钹，以及唢呐、竹笛等乐器，演奏“二板吹套”等曲目。

潮州丝弦乐类包括潮州弦诗乐、潮州细乐和潮州外江乐。潮州弦诗乐是潮州民间丝弦乐器组合的传统合奏形式，乐队的规模有大有小。常用的乐器有二弦、椰胡、提胡、琵琶、秦琴、扬琴、小三弦、小笛等。弦诗乐的曲目丰富，是潮州音乐的主要代表之一。潮州细乐是丝弦乐的一种小型弹拨乐合奏，以琵琶、筝、三弦琴为主，有时也会加上洞箫、椰胡或竹弦等乐器。其音乐风格细腻柔和，特别是琵琶、筝、三弦的合奏，和谐悦耳。这种演奏形式根据乐器组合的小型化特点来命名。潮州外江乐（又称“外江调”）主要源自潮州的汉调音乐，其中常用的乐器有外江头弦、三弦、月弦、琵琶、笛子、二胡等。这类乐曲在潮汕地区逐渐受到认可，被归类为潮州音乐中的丝弦乐。

潮阳笛套音乐是一个独立类别，分为笛套古乐、笛套锣鼓乐和笛套外江乐。狭义的笛套音乐指以笛为主奏乐器，伴以笙、箫、管及其他乐器的合奏，演奏传统套曲。广义的潮阳笛套音乐则包括笛套古乐为主干，结合当地其他民俗音乐形式的多种音乐形式。笛套锣鼓乐分为笛套大锣鼓、笛套苏锣鼓、笛套细锣鼓，或这三种形式的混合型。笛套外江乐是以笛套古乐的乐器演奏外江乐曲。潮阳笛套乐的特点是由不同板式的乐曲连成一套，每首乐曲不反复，速度逐渐加快。板式主要有头板、二板、三板（含拷打）、散板四种类型。潮州音乐曲调丰富多样，能表现出小桥流水式的趣味，也能演绎气壮山河的史诗。潮州音乐以五声骨干音为主，乐律基本采用三分损益律，但在七声音阶中，常出现3/4全音和1/2半音的现象。音符调式的变化富有表情意义。在潮州音乐中，板式可独立演奏，也可联合组织成复合结构，构成复杂的故事情节。这种板式的复合结构充分展示了其宫廷音乐特性。

潮剧，又称“潮州戏”，以潮州方言为表演语言，是地方戏曲的一种。它流行于潮汕地区，也被誉为“南国奇葩”。潮剧的传播范围包括粤东、闽南地区、港澳台、东南亚、美洲、加拿大和法国等地的讲潮州话的华侨社区。潮剧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代表了这个地区特色鲜明的戏曲艺术。它以独特的表演特色著称，包括优雅通俗的语言、各行当独特技巧、优美的唱腔和独具特色的舞台美术。2006年，潮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潮剧起源于宋元南戏，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吸收了代阳腔、昆腔、椰子、皮黄腔等多种唱腔的特点，融合了本地的民间艺术，如潮语、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绣等，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潮剧在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繁荣期。据《云霄县志》记载，潮音剧盛行于当时，受到了民众热爱。每年的庙会上，潮剧演出常常成为了民间活动的一部分。潮剧的代表剧目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琵琶记》《花亭相会》《蕉帕记》《跃鲤记》《渔家乐》《荔镜记》《金花女》《苏六娘》等。目前，潮汕地区有100多个国营和民营潮剧团，以满足民间演出的需求。

所谓北有秧歌，南有英歌。英歌舞主要流行于普宁市、潮阳区、揭阳市、惠来县等地，是潮汕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之一。其起源可追溯到宋代，发展至清代定型，取材于《水浒传》中的故事，舞者扮演梁山好汉。随着时间的推移，表演形式变得更为丰富多样，不同地区的表演有所差异。英歌队由前、后棚组成，前棚是队伍的主体部分，由舞者演绎出精彩的舞蹈动作，展现出梁山好汉的英勇形象。而后棚则展示了各种传统曲艺节目，增添了娱乐氛围。除英歌舞外，潮汕地区民间舞蹈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表现形式，如鲤鱼舞、舞九鳄、蜈蚣舞等。鲤鱼舞起源于潮州市，以舞者模仿鲤鱼的动作为主题，具有吉祥寓意。舞九鳄源自惠来县，以舞鳄表现韩愈警示恶行后逃窜、忏悔、从善等情节。蜈蚣舞则是澄海区人根据蜈蚣的特征创作的舞蹈，形象栩栩如生。这些舞蹈以其独特性和地方特色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最有乡土气息的是“双咬鹅舞”，起源于潮汕特产家禽澄海狮头鹅。该舞蹈通过狮头鹅的生活素材，展现出了具有乡土气息的舞蹈形式。创作者精心制作了道具，将音乐、工艺、舞蹈完美融合，呈现出富有生气和独特个性的潮汕地区民间舞蹈。2006年，潮阳英歌舞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潮州金漆木雕和浙江东阳木雕被誉为中原地区两大民间木雕体系。潮州金漆木雕常以樟木为原料，雕刻成型后，涂上生漆，再贴上金箔。樟木虽然质地不如紫檀、黄杨、酸枝等木材坚硬、木纹细致、色泽鲜明，但却具有不易变形、不易受虫蛀、富有韧性和易于雕刻等诸多优点。潮州市艺人充分展现了精湛工艺的特色，木雕以多层镂空、金色辉映、装饰夸张的风格著称。潮汕地区木雕在唐宋时期已开始有规模，而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潮汕木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雕刻形式包括圆雕、沉雕、浮雕、多层次的镂空雕等，而在外观色彩上，可以分为黑漆装金、五彩装金和本色素雕三类。在应用方面，可以大致分为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和案头陈设等四类。在潮汕地区，无论是庙堂宫殿还是普通民居，到处可见木雕艺术的痕迹。因此，潮汕被誉为“木雕之城”。

潮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属于粤绣的重要流派。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而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完善。清末时期，潮汕地区有二十四位名列“绣花状元”的艺术大师，甚至前往南京参与全国性的刺绣比赛。潮绣注重构图均衡，色彩明亮，富丽堂皇。它的作品大致分为日常用品、艺术品和戏剧服装三个主要类别。在形式上涵盖绒绣、纱绣、金银线绣和珠绣四大类。针法多样，包括“过桥”“銮乾”“历艮”“二针锁”“三针锁”等60多种。潮绣以其华丽多彩的特色和精湛技艺而闻名，其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受到广泛喜爱。

潮州市的石雕艺术源远流长，在岭南石雕工艺中享有盛名。现存于红头船地区的各种石雕作品均出自当地的民间石雕艺人之手，具有独特的特色。例如，位于唐朝的潮州开元寺，其大殿石栏上的石雕作品以佛教传说、神奇动物、珍禽、莲花和瑞草为题材，形象朴素古拙，充满沉稳和厚重感，展现了唐代潮州石雕工艺的独特风格和卓越技艺。宋代时期，尚书王大宝墓的石刻作品生动而简练，各个形象充满活力，雕刻工艺颇具特色。至于元代的石雕，开元寺的石香炉座上雕刻着飞天、双龙、复叶瓣、梅花鹿等元素，雕刻线条流畅，别具一格。明代时期，潮州市城内分布着数十座不同大小的石牌坊，这些石牌坊多以人物、龙凤、花卉等为题材，栩栩如生，尤其突显了明代石刻艺术的特色。清代的红头船石雕则更强调了装饰艺术的风格，构图精致繁复，雕刻细腻玲珑，擅长雕刻通雕圆雕，形象传神。这一时期的石雕作品以其精湛的工艺脱颖而出。潮州的石雕艺术与潮州的金漆木雕传统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潮州人民的创造精神、地方特色和卓越的艺术传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葫芦山上现仍保留着从唐朝至清代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以各种书法形式记录了潮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同时也铭刻了各历史时期潮州石刻艺术的渊源和成就。

潮州抽纱是潮绣与欧洲抽通技艺相结合的传统工艺。在1886年，一位居住在汕头市的德国领事的妻子注意到潮州的刺绣工艺，将抽纱技术传授给当地女教徒，创造了抽纱刺绣作品。潮州抽纱技艺逐渐形成，成为潮汕地区的重要副业。潮州抽纱技艺轻盈、精致，被誉为"南国之花"。它以刺绣的垫凸和抽通为特点，运用多种针法和复杂的设计布局，创造出千姿百态的图案。产品包括手巾、台布、绣衣、床罩、被套、枕套、靠垫、餐套等，既实用又具有装饰性。潮州抽纱作品曾作为国礼赠送给伊朗王后，并在国际手工业品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潮州抽纱主要出口到世界各地，涵盖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国际市场。

潮州剪纸是岭南著名的民间美术之一，具有剪和刻两种技艺。这种艺术形式在传统节日和喜庆活动中应用广泛，人们常用剪纸来装饰和贴在礼品上，以示吉祥。潮州剪纸主要以刀和剪作为工具，充分发挥了"剪"的艺术特点，同时也包括刻制的方式。它以纤细而优美的形态，生动多变的造型而闻名。潮州剪纸可以分为团式贴花、适合贴花、影戏剪纸、刺绣剪纸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团式贴花通常用于圆形物品上，呈现出均匀的双面或四面对称的特点。适合贴花则用于特殊形状的物品，如茶具、水果、糕点等的装饰，通常采用平衡的设计。影戏剪纸包括刻纸木偶戏（俗称皮猴纸影）和剪纸旋转灯（俗称走马灯）。潮州市刻纸傀儡戏与民间皮影相似，但材料不同，潮州刻纸傀儡是用纸制作的。刺绣剪纸主要用于刺绣、抽纱、鞋饰、胸罩、窗帘等的图案纹样。潮州剪纸有着广泛的用途，主要用于装饰传统节日、喜庆礼品和日常用品。此外，它还常被用于刺绣、抽纱等手工艺图案的花样，以及作为收藏品。潮州剪纸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性，包括纯色剪纸、多色剪纸、衬色剪纸和写料剪纸。这些不同的形式各有特点，使剪纸作品充满了生动的艺术表现。其题材内容涵盖人物、花卉、鸟兽以及吉祥图案，通常描绘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佛道教和戏曲人物，还有各种动植物。

潮州陶瓷，是广东省著名的传统陶瓷工艺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潮州市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海滨邹鲁”之美誉而闻名。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来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内涵。潮州陶瓷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这在潮州市的贝丘遗址中有所体现。1974年，潮州市饶平县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历史文化浮滨和联饶等地，出土了大量特色酱黑釉陶器，其中包括长颈大口尊、对称穿孔壶、豆等147件陶器。这类陶器在粤东至闽西南地区相对较广泛，但潮州市的出土陶器相对集中，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商代。这些陶器因不同于同期南方几何印纹陶的文化类型，被中国考古学界命名为“浮滨镇文化类型”。在潮安区归湖二塘龟山等地的西汉印划纹硬陶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陶片，器形和纹饰多样，制作精美。另外，北关古窑址、南关古窑址和笔架山宋代窑址的发掘表明，至少在唐朝初期至调露初年（公元676-679年），潮州已经具备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能力。

潮州陶瓷可分为美术陈设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和特种陶瓷等大类。美术陈设瓷又包括人物瓷塑、通花瓷花、动物瓷和花瓶（盘）彩绘等。在唐代，潮州市以青釉为主烧制了日用陶瓷，其中包括青釉壶、碗、带盖的壶、具有地方民俗特色的器型，如“宝珠坛”和“骨灰罐”等。这些装饰风格与当时的佛教意识相契合，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供不仅应国内需求还出口至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

潮州在宋代成为岭南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向海外市场输出巨大数量的陶瓷制品。通过出土的瓷器，如白釉西洋人像、西洋狗、凤头壶、青白瓷等，可以明显看出潮州陶瓷的为了外销而制作。出土的陶瓷不仅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地被发现，而且在众多海洋国家中留下了痕迹。潮州陶瓷的全球化生产和外向型经济使它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全球制造中心。

嵌瓷，俗称“贴饶”、“聚饶”、“扣饶”或“剪黏”，是一种以彩色瓷片剪裁镶嵌成形象的手工艺术品。这艺术形式主要用于聂氏宗祠、庙宇、亭台、楼阁等公众活动场所和大型宅第的美化装饰，装饰部位包括屋檐、脊头、屋角、山墙、影壁等。嵌瓷作品具有雄伟的构图、绚丽的色彩、生动的形象、坚实的质地，且经得起风雨或烈日曝晒而不褪色，因此被誉为“永远亮丽的民间造型艺术”。

嵌瓷流行于潮汕地区，尤其常见于潮州市地区，但也在闽南地区及台湾地区存在。潮州自古以来就是瓷器产地，而嵌瓷的起初可能是艺人利用废弃瓷器的碎片，以彩色碎瓷片来装饰宗庙祠堂和民居，作为彩绘的替代品。最初期的嵌瓷作品较为简单，图案和色彩相对简单。在明末，瓷器作坊与嵌瓷工匠合作，专门烧制各种色彩的低温瓷器，丰富了嵌瓷的色彩和构图。从清末开始，潮汕地区涌现出众多嵌瓷艺术名师，如普宁市的陈武州、何翔云、潮阳区的吴丹成、揭阳市的魏天禄等。

嵌瓷的作品具有鲜艳的色彩和坚实的质地，可以经受风雨侵蚀和烈日曝晒，因此在年降雨量多、日照时间长且常受台风影响的地区，嵌瓷成为其他户外建筑装饰工艺品无法替代的选择。题材丰富，包括人物、走兽、花鸟、博古等形象。在不同的装饰形式上，嵌瓷通常按照格式来区分，如庙宇和聂氏宗祠的嵌瓷以双龙戏珠、双凤朝牡丹等题材为主，而屋角和脊头的嵌瓷多是古代文武人物。影壁上的嵌瓷通常以飞禽走兽等图案为主，并采用两边对称的方式来布局。

根据表现手法的不同，嵌瓷可以分为平嵌、半浮嵌和立体嵌三类。平嵌是将瓷片直接贴在建筑物上，主要包括小型图案和纹样。半浮瓷在建筑物中使用最广泛，通常在照壁和屋脊立面上使用。立体嵌则是嵌瓷技艺的高难度部分，主要用于屋脊、头和垂带等位置。嵌瓷的制作需要使用各种工具，包括灰刀、小铁铲、铁钳、铁锤、剪钳、瓷片刀、竹片刀、毛笔和毛刷等。制作嵌瓷通常包括设计图稿、调制砂浆、制作粗坯、剪瓷片、镶嵌瓷片以及综合调整等六个步骤。其中，镶嵌瓷片的过程决定了作品的质量和水平，需要具备造型和色彩基础，通过重叠镶嵌和穿插镶嵌等技术将配件组合成整体。

嵌瓷的传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尤其随着现代建筑的兴起，它在民居装饰中的应用有限。然而，一些嵌瓷工匠已开始将嵌瓷艺术发展成供观赏的嵌瓷屏画，这些屏画更加注重精细的剪裁、造型设计和颜色搭配。一些作品还加以贴金、描银和点缀玻璃珠等元素。嵌瓷屏画作为具有民族风味的特种民间工艺品，已逐渐走向国际市场，远销美国、英国、日本等地。然而，尽管嵌瓷的传统继续发展，但由于市场空间有限，生存环境相对有限，且嵌瓷制作需要辛苦的工作和较高的艺术素养，因此现今从事嵌瓷艺术的工匠已不多见。这导致了嵌瓷传统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挑战。

潮州花灯是广东潮州的一项民间艺术，被认为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其中，最著名的是"百屏灯"。这一艺术形式是多种艺术元素的综合，包括彩扎、绘画、刺绣、泥玩具、剪刻等，通常用于表现戏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故事。花灯的布景、人物造型、服装和道具通常借鉴自戏剧，与雕塑和绘画有密切联系。一些高档花灯还使用潮州的特色工艺，如潮绣和金银绣。潮州花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彩扎成立式的屏灯，另一种是彩绘的挂灯，可以悬挂或手提。屏灯是最精致的一种，以潮州城区的屏灯最著名。挂灯则以竹木框架、绢帛、玻璃制成，上面彩绘各种图案，并镶嵌装饰，展现古雅华丽的风格。潮州花灯的制作工艺复杂，不同种类的花灯需要使用不同的材料和制作过程。

潮汕地区建筑历经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唐以前是建筑的萌芽时期，考古发现显示距今8000年前已有人类在潮汕地区定居。秦汉时期引入了中原建筑技术，传播至粤东地区。两晋南梁时期，北方移民进入潮地，建筑材料及工艺有所进步。唐宋元时期代表了建筑的发展时期，砖瓦窑、陶瓷窑兴建，寺庙、桥梁、聂氏宗祠等大规模兴建，展现了建筑技术进步和多样化。明清时期标志着潮汕建筑走向成熟，城市建设、府第宅园、桥梁建设、石塔、民居建筑等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素质和特色。清代以后，潮汕地区建筑吸纳西方文化，呈现出现代化趋势，现存建筑仍保留潮汕特色。

潮汕古建筑人文特点包括了潮汕文化的独立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尤其受到闽文化的影响。潮汕建筑是民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地方特色，体现在建筑种类、分布和内涵上，反映了潮汕民系的风俗习惯、社会形态和文化素质。主要特征如下：首先，潮汕建筑强调礼制。在明清时期，封建礼制渗透到潮汕社会各层面，尤其在建筑方面，表现为大量兴建宗族聂氏宗祠，以及标榜文明、府学书院、科举名贤、忠烈贞节、乐善好施、名山景胜的牌坊等。这种强调礼制的特点凸显了潮汕地区社会的特色和封建礼制的影响。其次，潮汕建筑讲究风水。风水学说强调选择有利于居住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潮汕村寨的选址和布局非常注意地形设计。民居的朝向、山墙装饰等都受到风水学说的影响。此外，民居的朝向、内外布局也充分考虑了地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再次，潮汕建筑融合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在宗教文化方面，潮汕地区充满了寺庙和聂氏宗祠，展现了佛教长期在该地区的影响。民间信仰也体现了崇拜多神和崇尚今世的特点。建筑物上的精美装饰，如木雕、石雕、嵌瓷、泥玩具等，以及与建筑物相关的楹联、碑记、传说、诗文等，赋予了建筑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后，潮汕地区传统建筑的技术特点表现为一致性、炫耀性、务实性和兼容性。建筑的一致性体现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建筑形制、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建筑的炫耀性体现在注重建筑的艺术装饰和独特风格，以展示财富和地位。建筑的务实性体现在取材上的因地制宜，使用实用的建筑材料，考虑到地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建筑的兼容性体现在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潮汕建筑风格。

"下山虎"是潮汕地区农村常见的一种建筑风格，也被称为“爬狮”或“双跑狮”。它通常构建于一厅两房的基础上，相对于“四点金”风格，它更为简单，减少了两个前房，保留了主要结构。这种建筑有正门和侧门之分，一般不设中间的门，而在两侧开门，这两侧的门被称为“龙虎门”。有些“下山虎”既有正门也有侧门。整体结构呈前低后高的形状，如同一只伸展开嘴，蓄势待发的老虎。它的大门通常是凹斗形状，创造出一个像葫芦一样宽口、窄门框、宽敞多变的空间，以实现风水上的目标，即吸纳和贮藏"精气"。这种建筑风格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汉代和隋朝的建筑，在广州市和北京故宫的文物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影响。农村中的小屋通常采用这种格局，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新建的乡村房屋也多采用这种布局。"下山虎"的正厅墙和房门通常装饰有壁画，内容多为民间流传的戏曲故事和中国神话，如"十仙贺寿"、"穆桂英挂帅"、"仙姬送子"、"郭子仪得宝"等。此外，还有用红色的檀木和蓝色的子进行装饰。这些精美的彩绘和雕刻，以及永不褪色的嵌瓷使得整座"下山虎"成为一个华美的艺术宝库，就像是潮汕地区民间工艺的小型博物馆。

"四点金" 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传统民居，它具有多层次、对称、平衡、完整的平房式宅第结构。这种建筑风格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四个角上各有一间形状如"金"字的房间。从构造上看，"四点金"通常有一个中轴线，包括前厅、天井、后厅。前厅的两侧各有一前房，通常用作晚辈和仆人的居住空间。前厅之后是天井，天井的两侧是厢房，其中一间通常用作厨房，另一间用来存放柴草。天井之后是后厅，也被称为大厅或客厅，用于祭祖仪式。大厅两侧各有一个大房，供长辈居住。"四点金"的庭院周围通常有围墙，内部包括阳埕和水井，大门左右各有壁肚。这种建筑风格有不同的构造方式。有些"四点金"只有前后两个正房，没有前房和八尺房，被称为"四厅会"。而如果每个前后房都有前房和八尺房，总共有十个房间，那就被称为"四喷水"。如果在"四点金"的外围建造一圈房屋，这就被称为"四点金加厝包"，或者叫做"包屋"。

"四点金"的整体布局是方正且对称的，容易扩展为宗祠和家庙。这种建筑风格以中庭为核心，四合院内的房间呈上下左右的对称排列，因此在"风水学"中也有"山凹环抱"和"含风纳气"的设计理念。"四点金"通常不对外开窗，窗户开设在天井内，以遵循财气聚集的风水理念。财气从大门或上方降临并聚集在天井，然后通过各个房间的门窗进入室内，如果对外开窗则会导致财气外泄。这种基本结构的"四点金"还可以有多种扩展和变形，比如将多个"四点金"并排围成一圈，或者将它们与宗祠相连接，形成更大的建筑结构。这些变形构造使得"四点金"成为潮汕地区独特而多样的民居建筑。

"驷马拖车"，又称为"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扩展版本，是潮汕地区独特的传统民居。整个建筑结构以一座三进的大厅堂为中心，位于中轴线上。其布局形式与"百鸟朝凰"相似，但门楼两侧的房间较为狭小，通常称为"库房"。整个结构包括三厅两天井的聂氏宗祠，代表着"车"的角色，以及祠堂两侧纵向排列的两座"四点金"，代表着"马"的角色。中间的"火巷"将主座与外部隔开，最外围还有"排屋"，使整个建筑成为一个庞大的独立单元。通常情况下，"驷马拖车"的正门前面会留出一块广场，称为"大埕"，广场的两侧有大门，被称为"龙虎门"，而广场前方通常有半月池。整个建筑布局就像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马车，因此得名"驷马拖车"。

建筑的中轴线是一座三进的大厅堂。从正门进入是凹形门厅，门厅两侧各有一间较小的"库房"。门厅进去后是天井，然后是左右两道通廊。天井之后是第二进的厅堂，称为"前厅"，前厅两侧各有一间大房。然后有门通向第三进，第三进的结构与第二进相似，但多了一个狭长的暗间，称为"后库"。前厅和后厅都是三开间，使空间宽敞明亮。屋顶采用穿斗式梁架的硬山顶结构，地面前低后高，后厅高于前厅，前厅高于门厅。"后包"指的是第三进后面的一列房子。"驷马拖车"还可以通过在后面扩建"下山虎"和"四点金"等结构来形成更大的聚落。

"驷马拖车"的不同部分都有特殊的功能。前厅通常用于接待客人，因此也被称为"客厅"。后厅用于供奉祖先的牌位，是祭祖的场所。内眷（家庭成员）一般住在后院，前院的房间通常用作客房，而排屋则供族人和佣工居住。"后包"通常更为幽静，有时被用作书斋。建筑前方的广场可供客人停放车马。整体而言，建筑前低后高，每一进增加三级石阶，这有助于突出主要的厅堂，同时也确保前进的建筑不会遮挡后进的采光。整个宅院的结构严格区分尊卑、上下、男女和内外，强调了尊敬祖宗和家族和睦的文化传统。"驷马拖车"是一种高度精致且昂贵的民居，通常只有富裕或有地位的家庭才能够建造。在潮汕地区，澄海隆都陈慈故居是现存较为完整的典型"驷马拖车"建筑的代表。

“百鸟朝凰”常被俗称为“三座落”或“三厅亘”，较大规模者则被称为“八厅相向”。简言之，它是以“驷马拖车”为核心，外围则包裹着“四点金”或“下山虎”，从而形成高达100间房的庞大结构。其主体建筑由两座或更多的“四点金”垂直合并和扩展而成，整个平面布局中轴对称，主体建筑通常由三进三座组成（若为“八厅相向”则为四进四座），这些结构的房间都是平行排列的，相邻两座之间通常隔着天井，天井两侧有厢房与各座相连，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主体建筑的两侧通常有一列或两列排房，通常称为“从厝”，它们由“火巷”隔开，通常的规划是“一厅四房五间过”，或者由两组“一厅二房”相连。主体建筑的后面通常有一排排屋，与两侧的“从厝”相连，而与后厅之间则以巷道相隔，这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后包”。整座建筑的正门通常位于门楼之间的中央，门前有一块大广场，称为“大埕”，而广场两侧则各有一扇门，通常被称为“龙虎门”。这种布局的平面形式与客家人的“三堂二横”围屋非常相似。两侧包围的“从厝”和“后包”通常由一座座相连的“下山虎”组成，只有当总共有100间房环绕主厅时，才能被称作真正的“百鸟朝凰”。最具代表性的“百鸟朝凰”建筑包括揭阳榕城光禄公祠和揭西棉湖郭氏大楼。

“竹竿厝”代表了传统平房的建筑风格，其布局狭长，形如竹竿而得名。这类房屋通常包括厨房、客厅、卧室和天井等多个相连的房间，排列成一个狭长的空间。房间的组合方式通常是不规则的，类似于广府民居中的“竹筒屋”。入口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厨房进入天井和客厅，另一种是通过客厅经过天井到达厨房和卧室等。竹竿厝还可以采用厅、房、天井等元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单背剑”等多种形式。这种建筑形式适用于占地较小或狭长的土地，允许房间的多功能性组合，即使有左右邻居，也能解决采光、通风和排水等问题，因此一直以来都备受青睐。

土楼，一般被视为福建客家民居的典型形式。但是，在与闽西南接壤的潮州市凤凰山区及其余脉，分布着许多建筑形式独特的环形土楼。例如，饶平县有环形土楼656座。从民系来看，客家人和潮州人各居一半。潮汕土楼的外观有圆形、八卦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几种式样，圆形土楼数量最多。

祠堂的基本结构，有两厅夹一庭的两进式和三厅两庭的三进式。潮汕祠堂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过于豪华的装饰。这一特点，也促使潮汕地区民间工艺发展迅速。其中，能体现祠堂精美这一特点的两所代表祠堂是从熙公祠和己略黄公祠。

己略黄公祠在潮州市区义安路铁巷头，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是一座二进祠堂。因其使用潮州市金漆木雕装饰而具有代表性。截至2022年11月，己略黄公祠已被国家公布为全国近代优秀建筑。

丛熙公祠位于潮安县彩塘镇金砂村斜角头，兴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光绪九年(1883)竣工，耗资26万元建成，是一座二进聂氏宗祠。从熙公祠的石雕装饰，主要集中于祠门。从熙公祠是广东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对于民居来说，庙祠寺院具有公共性建筑的性质，更注重形制上的识别性。在施工建造中，会更加严格地遵守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钦定工部例则》一类专书的规定，在台基、柱式、斗拱、屋顶、装修、色彩等方面，表现出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特征。

海阳县儒学宫，是潮汕地区的庙学之一，保存状况较好。其中，潮州市区的海阳县儒学宫、揭阳市市区的揭阳市儒学宫和三饶镇的饶平县儒学宫，被列为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这三座庙学的建筑规模建筑风格基本一致，仅举海阳县儒学宫为例作介绍。

海阳县儒学宫位于潮州市区义县路西侧，创建于宋代。南宋赵昀时，其规模被扩大。直到公元1278年，庙学被毁于兵火。公元1369年，被重建。到明代后期，海阳县儒学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198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将海阳县儒学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潮州市的开元寺、潮阳区的灵山寺和揭阳市的双峰寺，是潮汕地区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三所寺院在规模大小、建筑物的基本配置和组合方面大致相同。其中，潮州开元寺是潮汕寺院建筑水平的代表。潮州开元寺，在今湘桥区开元路东段。现在的开元寺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金刚殿（山门）、天王殿（二山门）、大雄宝殿和藏经楼。

潮汕地区居民以喜米、旱藕、鱼鲜和家畜为主食，这种食物构成，与中国南方各地大致相同，但潮汕地区的特点在于同是用大米作主粮，潮汕人喜欢熬白粥吃。下粥的菜，喜欢用腌菜、酱菜等，统称为“杂菜”。薯芋常常做成甜食，有甜汤、“羔烧”“翻沙”等做法。甘薯淀粉则杂以海鲜、瓜菜，煎成粉烙，常见的有蚵仔煎、宅（从鱼）鱼烙、秋瓜烙、南瓜烙、萝卜烙等。此外，潮汕地区居民喜食野味、海味。由于潮汕地区具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并且潮汕居民长期以来利用这些资源作为食品，导致在潮汕地区形成了饮食文化鲜明的特点。

潮汕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日常饮食喜好多以粥为主，以粘米粉制作多样的美食，也偏好腌制品为主的小菜（腌咸菜、菜脯），以及制作精致的特色小食（蚵仔煎、肉丸）等。而潮州糜是一种特色粥品，它与广州市的稀粥不同，稠度视个人口味而定。常见的煮法是用沙锅，一次性加足水，猛火煮沸，去掉表面浮沫，稍作搅拌以防粘锅，然后调至中小火，半掩锅盖。这样煮可以节省能源，避免香气过多挥发。煮至米粒稍破裂，利用余热使其变稠，形成一层胶状的米汤，尤其适合婴儿食用。潮州糜是当地的重要主食，过去许多家庭几乎每天都有一餐食糜，尤其是在盛夏。即便在现代，大多数潮州市家庭仍然每天有一餐糜。因此，对糜的制作要求较高，火候和水分的控制成为媳妇是否能干的衡量标准之一。

潮州菜的独特之处体现在选料广泛，偏爱海鲜，制作讲究精细而清淡，佐料丰富而注重口味的搭配，宴请进食时强调规矩和人情，融合了丰富的礼仪文化。潮州菜擅长烹制汤水，推崇清淡口味，讲究精致制作，同时具有一套健康保健的特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潮州菜不仅有以名贵食材如燕条、鱼翅、鲍鱼制作的精品菜品，也有以普通食材制作的特色菜，如蕃薯叶制作的“护国菜”、芋头制作的“芋泥”、大芥菜制作的“大菜樊”等。

蚝仔烙是一道受欢迎的潮汕小吃，以新鲜的蚝仔为主料，将其混合在特制的面糊中，然后在平底锅中煎烙至金黄酥脆。这一小吃的独特之处在于蚝仔的咸鲜味与面糊的香脆口感的完美结合，通常会伴以蚝仔烙酱。

粿条汤是一道传统的华人面食，尤其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备受欢迎。它的主要成分是宽阔、扁平的粿条，这些粿条通常由粘米粉制成，口感柔滑。粿条通常与清汤一起食用，这种汤通常以鸡肉、虾、猪肉、鱼丸或其他配料熬制而成，赋予汤底浓郁的味道。粿条汤经常加入蔬菜、酱料和香料，以增强口味。

潮汕肠粉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尤其在中国的潮汕地区备受喜爱。它的主要特点是薄而宽的拉肠粉，通常由大米浆糊制成，然后蒸熟，形成柔软的薄片。这些肠粉通常包裹着各种配料，如鲜虾、瘦肉、韭菜、或其他蔬菜，然后浇上特制的酱汁，通常是黄豆酱、酱油和花生酱的混合，赋予肠粉独特的风味。潮汕肠粉的特点在于口感滑嫩，配料丰富，酱汁浓香，它是一道美味而受欢迎的传统粤式点心。

潮汕牛肉丸是一道美味的潮汕菜肴，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牛肉丸的主要成分是细嫩的牛肉，经过切碎和搅拌，然后加入适量的淀粉和调味料制成肉浆。这肉浆通常用手搓成小圆球，然后在热水或高汤中煮熟。牛肉丸的口感柔嫩，汁水鲜美，通常与清汤或沙茶汤一起享用，也可以加入配料如沙茶酱、花生酱、蒜末、青菜等，增添风味。这道潮汕地区美食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制作方式在中国和国际上备受喜爱。

反沙芋头，又称潮汕反沙芋粿，是一道经典的潮汕美食，制作精细独特。它的主要成分是嫩滑的芋头泥，制作过程包括蒸煮、压制、冷却，然后切成小块。每块芋头粿外部裹有一层薄而脆的油酥皮，炸至金黄酥脆。反沙芋头外酥内软，入口时，油酥皮的香脆和内馅的绵滑芋头相互交融，味道丰富，甘甜可口。这道美食通常作为小吃或甜点在潮汕地区的餐桌上享用。

猪肠胀糯米是一道传统的潮汕地区美食，以其特殊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这道菜使用的主要成分是糯米和猪肠，糯米经过浸泡、蒸煮后，与调味料一起包裹在猪肠内，然后经过烹煮，猪肠会膨胀，包裹着糯米的内馅。这样制作的猪肠胀糯米具有独特的嚼劲和丰富的口感，糯米香软而不黏，猪肠外脆内嫩，味道浓郁。通常作为一道传统的年节美食，也是潮汕地区餐桌上的珍馐之一。

落汤钱是一道具有独特口味的传统中国小吃，尤其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落汤钱”是糯糖糍的谐音。糍，即糍粑，就是搁了糖的糯米糍粑。它是在潮汕地区传统小食“糯米钱（糍）”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演变而来的。落汤钱是用糯米粉煮成稠糊状后用木棒反复搅动，使熟粉团更加纯滑，更具韧性。再将熟糯米团抢成若干个小团或用刀切块，人锅用葱油煎至两面微脆，再滚上芝麻糖粉。卖时用筷子从芝麻糖粉里夹出来。

潮州的“工夫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茶艺，茶具、茶叶的选择和冲泡过程都十分讲究，这种茶艺起源于清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成为潮汕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2008年6月，潮汕工夫茶艺申遗成功，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潮汕地区的服饰展现出独特特色，受自然环境影响显著。潮汕浴布是一种源自东南亚、用于农作和渔民的布料，适用广泛，尤其适合潮汕丰富的滨海和水资源；另外，潮汕男性有戴耳环的习俗。潮汕地区的服饰不仅融合了本地传统服饰与中原传统服饰，还受历史影响深远，韩公帕是潮汕独有的头饰，据传与古代文学家韩愈有关。所以潮汕人在保留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塑造了独具特色的装扮方式。百褶礼裙曾是潮汕妇女在重大日子中穿着的庄重、优雅的礼服。在清乾隆年间，潮汕地区妇女盛行穿裙子，这种裙子属于礼仪服饰，主要穿于上庙、出嫁、回娘家等重要仪式。时至今日，仍有农村老婆婆在上庙进香时或守旧的姑娘出嫁时穿着百褶礼裙。

潮汕地区的服饰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受到布料短缺的影响，普通百姓主要穿蓝士林和黑土布为主的服装。随着时间推移至40年代后期，城镇男性开始穿西装，女性则流行旗袍。而进入20世纪50—60年代初，男性则更倾向于穿学生装、中山装、列宁装和青年装。随后的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男女装几乎都以军干服和军便服为主，颜色主要是草绿色或深灰色。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男女服装的面料主要以呢料、羽绒、尼龙、聚酯纤维、乔奇和丝绸等为主，款式多样新颖，包括西装、猎装、克衫、恤衫、蝙蝠衫，以及喇叭裤、牛仔裤、直筒裤等。此外，还有航天服、中式褛、长褛，登山服、运动服、泳装等。女青年更偏向穿连衣裙、褶裙、西装套裙、旗袍、蝶式衣等，多姿多彩，各种颜色比美斗艳。

潮汕地区有一种古老的乡村风俗，即潮汕闹新春，形式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举例来说，在潮汕的一些村庄，至今保留着荡秋千的古老习俗。荡秋千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单人荡，有些人荡得很高，几乎要绕梁一转；第二种是双人荡，两人面对面站在秋千上，一人用力荡动，另一人牵引，尽管增加了重量，也能荡得很高，有时能与横梁比高，荡幅达到180°。第三种是大人带着小孩荡，一边荡一边念着“荡一荡，除百病，岁岁得平安”。

潮州市也有闹元宵的习俗。元宵节，红头船城的青少年成群结队，攀上各自境内的老榕树，砍下嫩枝，修剪茂密的叶子，制作成“醒狮戏球”。在元宵节的夜晚，他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穿梭于街巷之间，尽情欢舞，为大姑娘和小媳妇们增添了欢乐。顽童们紧随其后，呐喊助威，高声呼喊着“游成狮呵，游成狮呵”，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成为了潮州城的一道独特风景。

潮汕地区还有着丰富多彩的中元节习俗。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也称为“施孤”。这一传统源自印度，传说中佛教弟子目犍连的母亲陷入饿鬼道，食物进入口中即化为烈火。目连向佛寻求帮助，佛念盂兰盆经，教导目连在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法会，以拯救其母。这个故事传入中原地区后，渐变为“中元节与盂兰盆节盛会”。在这一天，全城各个角落都举行“盂兰盛会”，主持活动的大多是善堂，也有由街坊主持的活动。

除此之外，潮汕人也有重阳节的特别庆祝方式。农历九月初九，被称为“重九”，因为九是阳数，所以又被称为“重阳”。重阳自古被视为佳节，如今已成为我国的老人节。古代诗人王维在他的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将这一天称为“佳节”。古人对这个佳节有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邀请朋友聚集登高赏景、吟诗唱和、佩戴茱萸、观赏菊花，一起享受这个特别的日子。

五谷爷生又叫五谷母生，是潮汕地区民间崇奉的五谷神诞。传说五谷神是教百姓种植五谷的始祖炎帝。每年六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早晚稻收成后，农民用米筒装满白米、插上香火便算是五谷神位。当日家家不能煮生米，农民会用米筒装满白米，贴一圈红纸当作五谷神位祭拜。潮阳人则把神农像挂在神座上供奉。农民会用米粉、花生、油麻、黄豆等合制成各种象形的粿品如谷穗、尖担粿、谷箩稞等，同三牲祭品摆在香案上敬拜。

潮汕地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注意事项，包括吃饭、称谓、岁数、属相等方面。在吃饭方面，有许多规矩，如请客时要注意不用三道菜，因为这与死囚伏法前吃的食物相关，婚宴上忌吃三鸟和四点金。此外，主人不应在客人用餐时拿起扫帚扫地，这被视为逐客令，而筷子不能摆放在饭碗两边，否则会意味着快要分开。主人在取菜时不可不断移动筷子，因为这会被视为不够诚意。

在称谓方面，人们要避免直呼长辈的名字，而要用辈分称谓，避免使用名字，还要避免使用与命相生辰八字相冲突的字。

年龄的禁忌包括避免庆祝五十岁和七十岁的生日，因为这可能给人带来厄运。

此外，还有一些与属相和破财有关的禁忌，如不说与属相相关的污言秽语，避免杀羊和吃羊肉，不使用与破财相关的词汇，以免带来厄运。

还有一些其他禁忌，如在通信中避免使用红色墨水写信，不接受全鱼或带头部分的礼物，不穿黑、白、蓝等颜色的衣物等。

“出花园”是潮汕地区少男少女15岁（实际年龄14岁）时举行的仪式，类似于在中原地区，男孩到18岁时会举行的“冠礼”，这象征着他们的成年。在这一日，人们采集12种不同的鲜花，用这些花浸泡沐浴孩子，寓意芬芳洗净孩子身上的童气。孩子要穿上母亲亲手制作的新腰兜，腰兜里放有12颗桂圆和两枚“顺治”铜钱，再穿上外婆送的新衣和红木屐，以确保孩子迈出成年的第一步。在“出花园”的日子里，成礼的少年不能出门，不能在露天下奔跑，不能见到同年龄的人，更不能见到同一天“出花园”的人，以免招来厄运。这一仪式也包括祭祀仪式，祭拜的对象是床上的“公婆”神。人们在床上摆放一个浅沿的大箩，米筒上插上三炷香，供奉12碗甜薯粉圆、12盅黑豆粉酒、以及红桃、酵棵、三牲（鱼、猪头、三鸟）。男孩供奉的三鸟是一只公鸡，象征着朝气蓬勃；女孩供奉的是一只母鸡，象征着将来能生儿育女。在“出花园”这天，人们会宴请亲戚和朋友。少年们会坐在东头的主位上，吃鸡头，俗称“中国斗鸡”。如果是属鸡的，就吃鸭头或鹅头。还有甜菜汤圆、象征长寿的面条和“五碗头”。关于“五碗头”的内容没有固定规定，一般取谐音吉祥之物，如鲮鱼、蟹、猪肝、豆腐干，以及芹菜、蒜、葱等配料，象征着能力、智慧、官运、聪明、勤劳、精打细算等美好愿望。

古时的潮州市婚礼仪式繁复，展现了传统古礼的特色，彰显了潮人崇尚传统、注重细节的品质。婚礼歌是民间文艺的一种表现。新娘在婆家举行婚礼时，会有“倩娘母”陪同。这些倩娘母是中年妇女，长相和口才俱佳，她们会在婚礼的各个环节中吟唱祝愿和吉祥的诗歌。倩娘母善于应对变化，能创作即兴之作。倩娘母的歌从新娘准备出门开始唱起，包括挽面歌、梳头歌、插钗歌、装嫁妆歌、吃嫁饭歌、告别父母歌、上轿歌等。到达婆家后，有新郎踢轿歌、新娘下轿歌、跨火堆歌、进厅堂歌、拜见公婆歌、卷帘歌、进房歌、抢灯斗歌、夫妻拜堂歌、新娘拜司命帝君歌、摸灶歌、摸碓臼歌、打井水歌、捞泔水缸歌、吃结房丸歌、放蚊帐歌等，直至新娘新郎入睡。

古时的潮汕地区在丧葬礼俗方面极为繁多，尤其在富裕家庭更为复杂。一般而言，丧礼程序包括落地铺、沐浴更衣、上厅、报地头、发讣告、置灵堂、成服赐仗、接棺、入殓、出殡、安葬、回灵、吊祭、守灵、超度、升龛、卸孝等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在不同地区可能有所差异，如停尸、报钟（向社神报告）、收观（入殓）、上孝、开吊、出柩、回灵等。每个环节的仪式都十分繁琐，如开吊仪式就长达35天。女儿出嫁时，还会在灵前请僧尼诵经、舞蹈，并表演各种杂技，甚至在门外搭纸影戏台。整个葬礼历时三年，家人才能结束孝期。这种庄重而昂贵的仪式导致一些家庭不得不全力以赴，甚至倾家荡产。与婚礼一样，这种繁琐奢华的生礼习俗是潮汕地区长期传统文化的积淀，也反映了潮汕地区风俗的保守性。新中国成立后，殡葬礼仪发生了改革，丧事大大简化，但农村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习俗。

在粤东历史上，存在一种名为“二次葬”的习俗。所谓“二次葬”，指在人死后需要进行两次不同方式的埋葬。第一次埋葬称为“大葬”或“寄土”，在山上挖掘穴位，将棺材推入后封口修坟。三年后，将棺材取出，整理骨骼并装入陶坛，然后安放在预先选定的风水宝地。这种习俗最重要的共同点是死者的家庭和家族能在死后再次团聚。这一习俗在中国南方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母系氏族时期。二次葬的具体做法各地略有不同，但其核心思想是家庭和家族的团聚。值得注意的是，二次葬有的是火化骨灰。潮地曾流行火葬，直至清代始革除。在新中国成立后，火葬得到推广。

潮州人自清代以来就有大规模出洋侨居的历史。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政策初步松动后，他们开始踏上出洋贸易的道路。乾隆十二年（1746年）之后，潮州市人和福建人获准持照到泰国（即今泰国）贩运大米和木材。郑王复国后，泰国吞武里王朝和却克里王朝在湄南河两岸建都，吸引了大批来自潮州的工匠和商人。这些人利用自由劳动力身份和商业技巧，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取得了成功。潮州的樟林渔港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迅速发展为"粤东通洋总汇"，许多潮州人从这里乘船出洋谋生。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到同治七年（1868年）的86年间，有150万潮州人从樟林港出洋，寻找更好的生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潮汕地区面临生活困难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压力，加上海外交通更加便利，潮汕地区的人口流出进一步增加。这些人主要移民到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从事商业和劳工活动。潮州话是最早随着潮州人移民到海外的语言之一，潮州话在一些地方成为主要通用语言，尤其在泰国的曼谷。商业领域的从业者通常也使用潮州话，使其成为当地的主要商业语言。

潮人还将潮州文化的宗教，神明信仰和活动，以及慈善文化传播到海外。他们恭请家乡的土地神、妈祖、观音等神明到侨居地，以祈求保佑。大峰公崇拜、德教信仰等宗教也源自潮汕地区，传播至东南亚和其他地方。在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等慈善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慈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机构为社会提供赠医施药、扶贫济困、养老育婴、救济孤骨、敬惜祭品等服务。华侨回祖国探亲时，也将国外文化带回祖居地，为潮汕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使其焕发出侨乡特色。举例如泰国潮籍华侨谢慧如捐资兴建的潮州开元寺泰佛殿，其建筑融合了泰国建筑风格，充分展示了侨乡文化。

除此之外，潮人富商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比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南亚等地，逐渐取得重要地位。一些潮人富商，如李嘉诚和谢国民，不仅在本地取得成功，还向国际舞台拓展，成为世界级企业家。他们不仅取得巨大财富，还回馈社会，支持教育和慈善事业。现如今，潮商会馆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潮商在海外形成强大的势力。在东南亚各国，包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潮汕商帮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比如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泰国潮州会馆、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等。海外潮州市会馆的主要作用是加强海外潮州人的团结性，同时保持潮商文化和联络乡谊，另外也重视公益、慈善和教育等活动。

潮汕文化通过移民在世界各地传播，潮汕移民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文化的传播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肯定，如泰国罗三世王对潮汕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并在岩尼瓦寺留存了红头船模型，以纪念他们的贡献。这反映了潮汕文化的坚韧精神和奋发向前的特质，是潮汕人奋斗、团结和进取精神的象征。

古代中原文化在广东省的传播的其中一个因素，得益于被贬谪和流寓人士。这些人被贬到南疆蛮荒之地，运用其权力与文化影响力，从而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甚至影响道一些地方的文化风俗。这种文化名人效应，对潮汕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潮汕文化、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为广东三大文化之一。“客家文化”是指岭南地域范围内客家民系的文化，以客家方言为界定依据，充满中原文化特色。首先，客家人有自给自足、特立独行的气质，克勤克俭，始终保持着中原“衣冠望族”的文化意识和封建宗法制度，坚守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其次，客家人深重家族观念，尊崇祖宗盛德，通过家谱、家谱等方式传扬祖德祖威，不忘本族先人世为望族的荣耀，以此激励后代发扬光大。再次，客家人具有坚韧的开拓创业精神，尤其是在岭南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远走他乡谋生发展，这种开拓精神植根于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意识。最后，客家人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崇尚读书、尊师重教，全社会支持教育，养成以读书上进为荣的观念，梅县区更是以“文化之乡”著称。

广府文化与潮汕文化有相似之处。广府文化的特征来自于其地理位置，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心，展现了开放、兼容、商业和创新特质。广府一直是中原地区与外界交流的窗口，海外贸易和人口流动促进了其开放文化。这开放性体现在广州的饮食、服饰、住宿和娱乐方式上。广府文化融合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表现出兼容性，能够积极融合传统和外来文化。重商精神深入社会各层次，广州是中国早期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经济结构多元化。广府文化也以创新为特点，受地理位置和社会基础的影响，广府人率先推出许多新事物，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广府文化强调勇气、顽强和奋发精神，反映在商业活动和革命斗争中。与潮汕文化相似，但广府文化更注重实际、务实，同时也追求享受生活，强调世俗的享乐主义和人性情调。

文化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文献资料。在历史上，潮汕地区文化资料的保存主要依赖于历代政府主持编纂的志书。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郭春震修纂的《潮州府志》是现存最早的潮汕地区志书。根据杨宝霖的考证，北宋赵恒年间，潮州教授陈宗道作序的《新图经》是可以考证的潮州最早的方志，之前可能已有《潮州图经》。根据杨宝霖的研究，他还整理了自宋代到明初已失传的潮州市古方志共17种。李默的《广东方志要录》中列举了从宋到民国时期的潮汕地区方志共51种，包括已经失传的。这其中，大多数是在明清时期编纂的。此外，也有私人著述的地情书。在明清时期，一些人专心致力于地方风情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印。他们的著作包括明代的郭子章的《潮中杂记》、清代的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李勋的《说栗》，以及冯奉初编辑的《潮州耆旧集》。

在清末民初时期，地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民俗文化研究逐渐兴起，一些人如温廷敬、翁辉东、黄际遇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著作包括《明季红头船忠逸传》《海滨列女传》《丁中丞政书》《潮州唐宋元人吉光集》《潮州诗萃》《潮州名媛集》《潮州艺文志》等。此外，还有一些专著如杨睿聪的《潮州的习俗》和沈敏的《潮安年节风俗谈》介绍了潮汕地区风俗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研究潮汕文化的领域得到了扩展。这包括考古研究，对浮滨文化和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的发掘，以及潮剧的改革与研究。另外，潮汕方言、民间文学、历史文献和方志的整理和研究也逐渐有所进展。

关于潮州文化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受到了海内外潮人的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潮汕文化研究经历了蓬勃的发展。这一时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同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促使了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扩大，激励了潮汕地区文化研究。一些高层人士热心支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使之形成了研究热潮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在这一背景下，潮汕地区文化研究得到了更多机构的支持和推动。在饶宗颐正式提出建立潮州学的倡议之前，汕头大学于1989年在《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率先推出了《潮汕文化研究专刊》，此后每年都有一期专刊发布。汕头大学的《汕头大学学报》也开设了《岭东人文》专栏。香港出版了《国际潮讯》。此外，还举办了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建了“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成立了多个研究中心和协会，如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广州高校的广州潮汕地区文化促进会。这些机构的成立为潮汕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推动了研究的经常化、学术化和系统化。这一时期，各研究机构和地方志部门相继创办了多种刊物，如《汕头史志》《汕头文史》《潮州》《揭阳文史》《潮学》等，为潮汕文化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潮汕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涵盖了多个领域的问题。这些研究可从不同纵向和横向的方面分类。从纵向分类来看，包括潮汕地区的史前研究、古揭阳建制及相关问题的历史地理研究、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研究、以宋元时期为主的潮汕断代史研究、明清时期潮州市战事的研究、汕头市开埠的研究以及近现代潮汕战事的研究。这些领域覆盖了潮汕地区历史文化的不同时期和方面。从横向分类来看，包括潮汕社区、宗族家庭为重点的社会史研究、以海外交通贸易为重点的区域经济史研究、潮汕海外移民史和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民俗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以及历史名人如韩愈、薛侃、翁万达等的研究。这些领域涵盖了社会、经济、移民、文化等多个方面。

现如今对于潮汕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在民俗风情、历史文物、自然景观、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来体现潮汕文化特色。其研究成果有一套系统介绍潮汕风情的《潮汕风采文丛》，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就刊行问世。除此之外，《潮汕百科全书》和潮汕各市(县）地方志，近年来也陆续刊行问世。这都是潮汕地区文化建设中的奠基之作,对于推动潮汕文化研究的发展非常重要。除了出版书籍之外，一些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学术机构还成立了研究中心，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汕方言研究会，韩愈研究会等先后成立。而关于潮汕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了“潮学”，其中以著名学者饶宗颐为代表，还产生了一些潮学大师。2021年9月16日，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在暨南大学成立。陈平原被聘任为首任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尽管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尚未对潮汕文化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没有出现能够全面勾勒潮汕历史文化全貌的著作。一些计划中的著作如《潮汕通史》和各种分类史尚未问世。此外，不同研究单位之间未能科学协调分工协作，导致一些课题的重复劳动。同时，一些研究者过于专注于本民系文化，较少关注潮汕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评价历史人物时，更关注其事迹，而较少从学术和历史影响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对一些人物存在为乡贤讳的片面描述。此外，对民俗文化现象的罗列较多，但对这些现象的深层次研究，如人文心态、历史根源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尚未深入展开。因此，潮汕历史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提高系统性和深度。

目前，潮汕地区拥有多个博物馆，专门展示潮汕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些博物馆包括潮州市潮安区博物馆、潮州市潮安区潮珍楼刺绣艺术馆、潮州凤凰单丛茶博物馆、青岚地质博物馆、海山义勇军抗日指挥部旧址（刘厝祠）、湘桥区博物馆、潮州市潮府工夫茶文化博物馆、潮州市陈伟南文化馆、名瑞潮绣艺术馆，以及潮州市裕德堂壶艺研究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