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英文：汉语词类，语言代码：ISO639-1 zh），又称华语、中文，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的使用主体为分布在中国的汉族、目前已转用或使用汉语的回族和满族以及大多兼通汉语的其他少数民族。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华人社区的华人使用华语。一般所说的汉语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以文言文为标准书面语。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现代汉语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西南官话、晋语、吴语、闽方言、客家语、粤语、湘语、赣语、徽语、平话，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

汉语经历了与境内外其他民族语言密切交流的发展过程，是以汉民族语言为主体，同时融合了其他民族语言因素而逐渐形成的。据王力《汉语史稿》，汉语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公元3世纪以前的上古汉语、公元4世纪到12世纪的中古汉语、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的近代汉语、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汉语。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截至2021年，中国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此外，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包括方言在内的语言资源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工作。截至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总体完成率达99.7%。

汉语总体上是一种分析语，但汉语中仍存在部分屈折现象、黏着现象甚至多式编插现象。古今汉语颇有差异，如在词汇方面，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现代汉语则双音节词占优势。在语法方面，相较于古代，现代汉语里有一些类似形态变化的现象，词类活用的现象有所减少，句子连带成分比较多，结构日趋复杂。在语音上变化较为明显，其中最显著的是声调上的“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以及浊声母的清化等。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有声母22个（包括零声母），韵母39个，声调4个。汉语词的结构类型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合成词可分为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现代汉语词汇主要由基本词汇、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和熟语等构成。在词法上，现代汉语的词类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十五类；句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以虚词和语序为主要的语法手段。记录汉语的文字是汉字，属于表意的语素音节文字，汉字和汉语相适应，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汉语产生了包括经史典籍、汉语辞书、华语歌曲、京剧等大量丰富的语言文化，汉语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汉语文化圈”的形成。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计，会说汉语的人大约有16亿，使用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使用广泛度居世界第三。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致力于推广汉语（华语）教育。据报道，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据粗略统计，目前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蒙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汉语教学均由第三外语上升为第二外语。随着中国孔子学院对汉语的传播，汉语的世界影响正持续扩大。

“汉语”的“汉”字，最初来源于流淌在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一条河名，即今之汉水。如《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孟子·滕文公上》：“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汉朝始，将汉朝和汉人的语言称作“汉言”，汉末僧人翻译的佛教经典，即以“汉言”跟“胡音”（梵语）相对照。关于“汉语”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后汉书·荀爽传》：“（爽）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但此处“汉语”是书名，而不是指语言。

“汉”和“语”合为一词指汉族语言，最早的记载为刘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言语》：“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其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句中“高坐道人”指晋永嘉年间东来之西域僧人，他不会说汉话。可见魏晋时的语言也被称作汉语，所以“汉语”不限于汉代，从南北朝起为历代所通用。而“汉语”被正式认作是华族共同语的名称，并取代了诸如“官话”“国语”等别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般所说的汉语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从表达方式上，汉语可分为书面语和口语两类，书面语是主要用于书面的语言，包括口语是主要用于口头的语言；从使用范围上，汉语可分为方言、共同语两类，方言是某个地区（方言区）的人们使用的，只在本地区通行的语言。

古代汉语一般指的是古代汉语书面语，也称“文言文语言”，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形式：一种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为以后历代仿古作品所沿用，即通常所说的“文言”。蒋绍愚认为：“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时期文献的语言，它们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另一种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白话”，“白话”中的“白”是从戏剧中“说白”的“白”发展而来，后用于指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白话包括和现代白话，为历代通俗作品所使用，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直接渊源。

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认为：“任何语言都可以区分口语和书面语之别。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中国的正统书面语是文言文；口头上说的口语我们已经听不到了，写在书面上的口语则是古白话。”吕叔湘根据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同文体，以为界，将汉语分为古代汉语（文言）和近代汉语（白话）两个阶段。关于二者的区别，他在《文言和白话》一文中认为：“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区别，还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蒋绍愚也认为：“文言文和白话的区别，不在于是脱离口语还是接近口语，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白话使用的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共同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指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称为“华语”。现代汉语共同语是整个汉民族共同使用的，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语言，书面语和口语基本一致。

现代汉语方言是现代汉语在不同地域的分支，属于现代汉语的地方变体，方言只在一定的方言区流行，一般只用于口语，为方言区人民所使用。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方言。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册·汉语方言卷》，中国的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西南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语、粤语、闽方言、晋语、徽语、平话。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官话方言可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种次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普通话”的构想，即与文言文、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更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宣统元年），清代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

“华语”这个词出现很早，唐朝刘知几《史通》，以及《隋书》《新唐书》等史书中，都有“华语”字眼，用来指中华之语。直到民国时期，老舍也曾将华语和英语并提。但新中国成立后，与“国语”一样，“华语”这一称谓在大陆日渐式微。但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个词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华语”成为高频词，这与当地的华人社会密不可分。“华语”一词目前整体而言，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用“国语”来称说汉语，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关于这三种称呼，语言学家周有光有过一个概括：汉语的共同语，中国大陆叫它“普通话”，中国台湾叫它“国语”，海外的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叫它“华语”，这三种说法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

汉语的使用主体主要为汉族，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11%。中国的回族和满族目前已基本都转用或使用汉语，中国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也大多都兼通汉语。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华人社区的华人使用华语。

据王力《汉语史稿·汉语史的分期》，汉语的发展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汉语经历了与境内外其他民族语言密切交流的发展过程，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同时融合了其他民族语言因素而逐渐形成的。

上古汉语一般指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汉语，音系以《诗经》押韵情形和谐声偏旁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和篆书，文体为古文。

商代以前，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一带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据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的诸侯也有八百。每一“国”（实为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商朝是一个奴隶社会，已进入铜器时代，有比较成熟的甲骨文字。商代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商王定都殷墟后，形成了以殷墟话为中心的共同语，商代甲骨文是这个共同语的书面语，现代汉语的基本要素在这个时期就已基本奠定。

周代起源于中国西北部，跟商属于不同的部族，但早有接触。公元前1046年甲子，姬发灭商，接受了商的文化传统。周公建立东都（洛阳市），把商的大部分臣民迁于成周，一部分迁于卫，一部分迁于鲁。商、周两族人民居，语言开始融合，周人还接受了商人创造的文字。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的周代甲骨文、周代金文和商代甲骨文在结构上极其相近，词汇上也相差无几。

从目前商周的甲骨文、金文等书面语材料来看，商周时期的汉语有下列几个特点：句中、句末一般不用“也、矣、哉、乎”等语气词，所以句式构成、语法关系不易弄清；复句一般不用连词，句段结构松散，上下文串通理解颇为不易；句中多特殊省略，所省成分非根据上下文甚至全篇反复探求，不能得；句子成分的位置有其特殊性，一不慎就可能错解原意；用词古老，常见字一般都是古义，有的和今义大不相类。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战，大诸侯国逐渐吞并小诸侯国，原来各小国用的小方言逐渐融合成几个相对稳定的大方言。与此同时，周代为天下宗主，拥有制礼作乐、统一标准的大权，便出现了一种各地都能通行的共同语“官话”，即洛阳市一带的语言。《诗经》305篇，采自15个国家，用韵基本一致，各国参加外交宴会的人都能赋诗言志。两周金石文的用韵也基本一致。《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尚书》执《礼记》皆雅言也。雅者，正也。雅言就是全国通行的标准音。“雅”通“夏”，《说文解词》：“夏，中原地区之人也。”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即河南省一带。这里是商王朝统治的中心，也是夏朝统治的中心，所以叫做夏。雅言就是诸夏通行的语言，在各诸侯国和各地人民之间发挥着共同的交际作用。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封建割据更趋牢固。这一时期的语言呈现着两种趋势。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的方言差别仍极显著。《孟子·滕文公下》称楚人为“南蛮舌之人”，楚人学齐语，要“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否则“虽日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左传》称吴语为“夷言”，与中原语言不同。至于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往往要通过翻译才能进行交际，《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意，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寄、象、狄缇、译是负责翻译夷、蛮、戎、狄语言的专职人员。另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战争和外交活动频繁，人民迁徙，民族杂居，百家争呜，都促进了共同语“官话”的传播和发展。春秋242年间，诸侯朝聘盟会等外交活动多达450次，在这些外交场合中，各国代表要赋《诗经》言志，共同使用的语言只能是“雅言”。诸子百家的著作语言上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的“雅言”的确具有广泛的影响。

据王力《古代汉语》，春秋战国时期的上古汉语有三十二个声母，主要特点是：没有相当于唇齿擦音f、v的轻唇音，只有重唇音；没有zh、ch、sh这几个舌上音声母，只有d、t等舌头音；中古属于娘、日两个声母的字，在上古都是泥声母；现代普通话中的一部分零声母字（主要是以ü开头的零声母字，也有以i、u开头的）在中古属于“喻母三等字”，在上古属于“匣”母，比如：“于、羽、宇、营、”等；现代普通话中的一部分零声母字（大部分为以i开头的零声母字，少部分以ü开头）在中古属于“喻母四等字”，在上古属“定”母。《诗经》时代的古韵有十一类二十九部系统，到了《楚辞》时代，冬韵又从侵韵中分化出来，就成为三十部。上古有四个声调，分为舒促两类，即：舒声为平声和上声，促声为入声，入声有两类：长入和短入。

春秋时期的汉语继承了历史词汇与传统语法体系，如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等。同时扬弃了某些古奥的语言形式，融合了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还吸取了民间创作、群众口语中的某些词语、句式。战国时代吸收口语的作品更多，比较突出的有《》《》《》《吕氏春秋》。虽然春秋战国文言文比商周古书情况复杂得多，但从其基本部分来看，二者彼此相通，有其共同特点，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结构方式特殊，意义相对来说还比较隐括。

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和郡县制，采取大规模的移民和戍边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共同语的传播和使用。秦始皇命李斯创制小篆，实行“书同文”政策，书面语言得到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口语的统一。

汉朝统一中国后，经济逐渐发展，商业、交通日益发达，出现了长安、洛阳市、邯郸市、临淄区、成都等大商业城市，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向共同语集中，扬雄《方言》称这种共同语为“通语”，大概是中原河洛一带的语言。刘彻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许多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和注释儒家经典，儒家经典的传习和书面语言的规范化促进了共同语的传播。与此同时，汉代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方言分歧。扬雄《方言》提到的汉代方言地区就有齐国、楚国、南楚、秦国、晋国、梁、益、周、郑、衡、宋、鲁、陈、赵、魏、荆扬、吴、越、燕代、燕国、朝鲜等，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秦晋、周郑韩、赵魏、卫宋、齐鲁、东齐海越、燕代、北燕朝鲜、楚、南楚、吴越、南越等十二个方言区，相当复杂。

秦汉时期语言的统一性更强了，西汉时期的一般著作跟战国的书面语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但书面语中开始出现了许多方言口语中的词汇。司马迁的《》是汉代书面语的典范，其中使用了许多当时口语中出现而沿用至今的词语和语法格式。如《》：“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例中的“头发”，上古汉语一般用“发”来表示。

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唐宋时期的汉语一般称为中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中古音，为等韵和韵图所记录，文字为楷书。大致可以分为早期的《切韵》（601年）以及反映晚期的《广韵》（10世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入主中原，民族融合，民众远道迁徙，都给汉语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原汉人纷纷南渡，越过或越过，大多落户现在的江苏省、、浙江省等地区。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公卿贵戚，世家大族和一部分士庶移居江南，同时把洛音也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北方则成为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

这种形势对汉语发展起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原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杂居，促使民族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融合，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汉化，也使汉语得到大规模的推广。洛阳市为北方许多王朝的首都，洛阳话一直保存着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例如北魏拓跋宏“断胡语”“用正音”，改鲜卑诸部九十九姓为汉姓，影响最为显著，北魏以洛阳为首都，孝文帝所要遵从的“正音”，正是洛阳一带的语音。另一方面，以洛阳一带语言为代表的共同语大量传播到东南一带。如现代的客家语就是晋代从北方传过来的。南方诸朝，以金陵（南京）为首都，于是金陵话成为南方另一种共同语的基础。金陵话与洛阳话本有密切的继承关系，不过受南北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彼此产生了差别。北方话受外族语言的影响，南方话受吴语的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发展，朝鲜、日本等国相继派人到中原地区来，并带回去一些中国典籍，中国也派使者到这些国家去。朝鲜、日本等国的语言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汉语的大量词语被借入这些语言，有的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以后逐渐形成言、文分离的局面，书面文献也渐分为两大系统：一为以先秦到文献语言为模仿对象的文言文系统，一为以当时口语为基础的古白话系统。比如，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汉译佛典，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其语言和当时仿古的书面语不同，有人就称之为“白话”。事实上尽管在宋元以降古白话中出现了相当口语化的作品，但在古代汉语的两个书面语系统中，文言文始终处于汉语书面语系统的主流地位，古白话则作为旁系而存在。

隋唐时期，中国又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唐朝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韩愈、柳宗元提倡和坚持的古文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延续以来的共同书面语。唐时出现的许多韵书和音义之书，对于汉语共同语的规范化和传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唐代语音的标准还是洛阳市一带的语音。隋炀帝以洛阳为东都，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徙居于此。唐初以洛阳为“神都”，赵构、武则天、李显、李隆基、李晔都以洛阳为东都，繁荣的文化事业和重要的政治地位，使洛阳语音仍然保持着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地位。

六朝时候，白话开始兴起，晚唐以后逐渐成熟，大多数佛教经典译文、变文、俗讲、语录、话本、笔记以及后来的小说、杂剧和南戏剧本等广泛应用白话，改变了六朝骈文和唐朝古文脱离口语的情况，文学语言与口语开始统一，大大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依据学者对《切韵》和大量书面文献的研究，这一时期汉语声母共有三十六个，与守温三十六字母的差别是：非敷合为一母，从邪合为一母，床禅合为一母，照母分为庄照二母，穿母分为初穿二母，审母分为山审二母。其中唇音分化为重唇（双唇）、轻唇（唇齿），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声调上浊音上声字转入去声，与前代不同。

宋朝学术思想活跃，也是以洛阳市语音为标准。北宋以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为首都，洛阳则仍然拥有文化古城的地位。因此，宋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洛阳市、开封市一带的语音，叫做“中原雅音”。南宋政治中心移到杭州，洛阳语音还被认为是天下正音。但同时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市一带。杭州因被吴语包围，故而迁至杭州的中原音最终消亡。而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则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依据学者对《广韵》的研究，宋代汉语的主要特点是：浊音清化，全浊声母全部消失，舌叶音消失，娘母并入了泥母，影母并入了喻母；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子成分，处置式产生，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普遍应用，形尾“了”“着”产生等。

辽朝北京（也是金朝的辽南京、“中都”）成为其南方重镇，三百年间契丹族（辽）、女真族（金）同汉人长期杂居，人口不断流动，逐渐融合汉化。辽、金两代在幽燕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燕京话”（北京官话的前身）应是北方辽、金两代所使用的文学语言。

自元朝建都北京市，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代戏曲，明清小说都用白话写成，扩大了白话的影响。元明时代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中原语音。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据此，元代共有二十五个声母，[tʂ、tʂ‘、ʂ、ɽ]是新兴的声母。[tʂ、tʂ‘、ʂ]主要来自庄系和知系二等，差不多所有的庄系字都由[tʃ、tʃ‘、ʃ]变为[tʂ、tʂ‘、ʂ]，知系二等则全都由[tɕ、tɕ‘、ɕ]变为[tʂ、tʂ‘、ʂ]；韵部共十九部；声调上由古代的平上去入四声变为阴阳上去四声。平声分为阴阳两类，古入声字并入平上去三声。

明初乐韶凤、宋濂等人奉敕编撰的《洪武正韵》，也以中原雅音为准。所谓“中原之音”，就是河洛一带的语音。直到清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清初学者把北京市音叫做“北音”，与中原“正音”相对，说明当时的北京音还不是汉族共同语的标准音。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北京作为首都，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文化也日益发达，北京音也就逐渐接替中原音而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同时，北京内城居住的满族学说中国的官话，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的特征。同时，全浊声母、-m尾韵在北方话里也逐渐消失。明清时，北方汉语已经和很多南方汉语方言平行发展。学者鲁国尧认为客家语、赣语是中古汉语的南梁汉语后裔，而吴语、湘语、粤语也被认为是南朝汉语的后裔。《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所用语言即为近代官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代小说中的文字更与现代白话文类似。

此外，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在这两个朝代里，汉蒙、汉满人民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地方共同生活，接触密切，语言上不可避免地互相产生影响。元曲里杂有不少蒙古语词，而清代作品里也往往杂有一些满语词。随着元、清两个朝代先后灭亡，汉语里杂有的蒙语词和满语词大都消失，但也有极少数一直保留到现在。

明清时期汉语发展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拼音的发展。古代没有拼音，而用反切、直音等方法注音。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开始出现汉语拉丁化注音的方式。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于1625年把利玛窦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书《西儒耳目资》，第二年在杭州出版，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极大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明朝末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前期一度闭关自守，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成分逐渐增长。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促进了汉语的发展。新词和借词大量产生，复音词大量增加，汉语词汇丰富度增强；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语法日益严密，表达力大大加强。自“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晚清至五四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白话文运动，其中包括了“国语运动”的开展。晚清开展的早期“国语运动”肇始于汉字拼音化运动，也称为官话推广运动。1891年宋恕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主张，1892年卢戆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1901年王照推出《官话合声字母》，1903年劳乃宣编著《增订合声字母简编》和《重订合声简字谱》等，均是单纯的汉字改革或切音革新运动。而早期创办过白话报并首提“国语”一词的吴稚晖在1913年被推举为读音统一会的会长，制定了一套“注音字母”，亦称“国音字母”，是中国第一套为汉字注音和推行汉语标准音的拼音字母，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共计字母39个，1919年增加一个字母，总计数40个。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与国家兴亡、民族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期间也不乏谭嗣同等因甲午战败、民族危亡而受到刺激的激进人士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五四时期，国语运动首先是要建立统一的书面语，而不仅仅是口语化。胡适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后，在1918年4月发表了更为系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重大纲领，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1919年11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办法》的议案，主张把小学课本“国文读本”改成“国语读本”，随后他们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在国语统一会的推动下，加之“文学革命”借助五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教育部终于颁布法令，将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一、二年级的国文，从秋季一律改用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语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1949年，吴玉章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出一套既实用有效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注音工具——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来注音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指示》中正式确定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从1998年起，每年9月份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201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汉语方言差别长期存在，随着人民的迁徙流动，方言的通行范围也可能发生变动。某一方言范围内往往还保存着别的方言岛。现在汉民族共同语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汉族人民大都可以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普通话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而在不同地区内，方言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支，起源于原始汉藏语。汉藏语系，也称跨喜马拉雅语系，是世界主要语系之一，但是划分的形式很多，这个语系至少包含汉语族和藏缅语族，共计约400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各国和地区。以汉藏语系语言为母语的人口约有16亿。汉藏语系包含四百多种语言，覆盖地区囊括太平洋西海岸，直到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其中就包括具有悠久文化史的汉语、藏语和缅甸语。

据研究，汉藏语系群体的祖先最初来源于东亚的南部，在40000-20000年前，一个携带y染色体M122突变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在约10000年前，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拓展新的居住地，在6000-5000年前，出现了两个语族的分野。其中一个亚群，被称为前藏缅语族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及向南迁移，最后在南北居住下来。这次迁移就是沿着著名的“藏缅走廊”进行的，这条通道始于上游地区，向西到达，向南到达喜马拉雅山脉。在这5000年中，汉语族主要向东向南扩展，最后在中国各个地区居住下来。

汉藏语系共同的语言特点是：很多是分析语（孤立语），有声调，单音节词根占多数，有量词，以虚词和语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但汉藏语系的语言内部差异非常大。在语法方面，多数汉藏语都是主语-宾语-谓语的语序，比如“我饭吃”，只有汉语、白语（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的语言）和缅甸东部的克伦语支是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如是“我吃饭”。语音上多样性也很强，有的有8个以上声调，也有的没有声调。但是，大部分语言学家认为，原始汉藏语的语音和语法和嘉绒语相似：没有明确的声调系统，有复辅音，有复杂的动词形态。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在1954年发现汉语的声调是后起的，战国时的汉语没有声调，到了南北朝韵尾-s和喉塞音分别演变成去声和上声。上古汉语也有复杂的形态，例如：使动的s-前缀：登（端母登韵）上古汉语*təəŋ，增（精母登韵）*s-təəŋ。嘉绒语和藏语里存在着同样的s-使动前缀。 

据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李宇明主编的《全球华语词典》，汉语（华语）的地理分布包括中国大陆（内地）、中国港澳、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华人社区。

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册·汉语方言卷》，按照古代浊音声母的演变等标准，可以将中国的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西南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语、粤语、闽方言、晋语、徽语、平话。

官话方言区是分布最为广泛的汉语方言区域，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官话区内部又分为多个区域，互相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根据古代清音声母入声的归属演变，可以将西南官话分为八个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官话区的特性是古入声的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多，四声调值和北京相近，但是阴平的调值比北京低；以及多数方言无声母[ʐ]等。

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是基于北京官话的语音，但与北京官话有所不同。北京官话的特性是古清音入声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冀鲁官话的特性是古清音入声今读阴平，古次浊入声今读去声。前者是冀鲁和中原两区的共性；后者是冀鲁、兰银、胶辽，北京四区的共性。代表方言点包括石家庄、献县、沧州市、济南等地。

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辽宁省、黑龙江省。胶辽官话的特性是古清音入声今读上声，与其他六区分开。古清音入声读上声蕴涵古次浊入声读去声，古全浊入声读阳平。代表方言点包括青岛、烟台市、大连等地。

主要分布在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河南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原官话的特性是古次浊入声今读阴平。代表方言点包括西安、运城市、洛阳市、郑州、信阳市，曲阜市、徐州市、阜阳市等地。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兰银官话的特性是古清音入声今读去声。代表方言点包括兰州、武威市、甘州区、酒泉市、银川市等地。

主要分布在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江西省。江淮官话的特性是古入声今读入声，其他七区的共性是古全浊入声今读阳平。代表方言点包括淮阴区、南京、合肥、安庆市、黄冈市等地。

主要分布在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官话的特性是古入声今全读阳平。代表方言点包括成都、重庆、武汉、昆明、贵阳、柳州市、桂林市等地。

又称晋语，主要分布在山西省绝大部分以及陕西省北部、河北省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等地区。晋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入声语素现在保留入声，有入声韵[−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晋方言以太原话为代表，下分8个次方言片：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片、张呼片、邯新片、志延片。晋方言使用人口4500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7%。

又称吴语，主要分布在苏南（南京、镇江市除外）、上海、浙江省等省市。吴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一般读不送气浊音声母。吴语以苏州话或上海方言为代表，下分6个次方言片：吴语太湖片、婺州片、宣州片、台州片、瓯江片、处衢片。吴方言使用人口7000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2%。

又称浙南闽语，主要分布在福建省、海南省、台湾、广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以及浙南苍南县、平阳县二县和广西桂平市、平南县等市县部分地区。闽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现在多数读不送气清音，少数读送气清音。闽方言以厦门话和福州话为代表，下分7个次方言片：闽南片、闽东片、闽北片、闽中片、莆仙片、邵将片、琼文片。闽方言使用人口5500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7%。

又称客家语，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三省的边缘地带以及湘东南地区。客家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现在读送气清音，但是一些口语常用语素（例如“渠、笨”）往往读不送气清音；部分古代全浊声母上声语素现在读阴平。客家方言以梅州话为代表，下分8个次方言片：粤台片、海陆片、粤北片、粤西片、汀州片、宁龙片、于桂片、铜桂片。客家方言使用人口约3500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6%。

又称粤语，分布在广东省中部和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粤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多数地点遇到阳平、阳上读送气清音，遇到阳去、阳入读不送气清音。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下分7个次方言片：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吴化片、勾漏片、邕洵片、钦廉片。粤方言使用人口4000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2%。

又称湘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中部和南部，延伸到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县等市县。湘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老派一般跟吴语接近，读不送气浊音，新派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清音。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下分5个次方言片：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辰溆片、永全片。湘方言使用人口约3000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2%。

又称赣语，主要分布在赣北、赣中以及毗连的湘东平江县等市县，延伸到鄂东南大冶市等市县，皖西南怀宁县等市县，闽西建宁县等县。赣语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古代次浊声母上声语素一般不像客家语读阴平。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下分9个次方言片：昌都片、宜浏片、吉茶片、抚广片、鹰弋片、赣语大通片、耒资片、洞绥片、怀岳片。赣方言使用人口约3000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2%。

又称徽语，分布在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徽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塞擦音的时候，现在大多数读送气清音，少数读不送气清音。徽州话，下分5个次方言片：绩歙片、休黟片、祁婺片、严州片、旌占片。徽方言使用人口400多万，约占汉族总人口的0.5%。

包括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分别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韶关地区）。平话在广西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使用，平话的主要特点是：古代全浊声母语素现在读塞音和塞擦音的时候，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湘南土话主要分布在湖南南部的郴州市和永州市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在乡镇和农村使用，复杂难懂，内部分歧大，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多不送气；粤北土话，也称“韶州土话”，当地人称为虱乸话，主要分布在广东北部的乐昌市、仁化县、乳源瑶族自治县、曲江区、南雄市、浈江区、武江、连州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等地，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在南雄（城区）土话全部不送气，曲江白沙以及仁化石塘、南雄乌等土话全部送气，南雄百顺土话平声字不送气，仄声字送气。

海外使用的汉语多称华语，是世界各地华人认同的一种载体。海外华语主要包括以汉语普通话及其方言为共同语的海外华人移民地区使用的汉语和以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非华人区使用的汉语。

关于海外华语的分布，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邹嘉彦、游汝杰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划分为包括粤语社区、闽语社区、客家语社区、国语社区等在内的164个“汉语方言社区”。陆俭明提出了“大华语”的概念。徐大明、王晓梅（2009）在排除地理位置以及其他非语言标准的前提下，将全球华语分为以中国大陆为内圈的多层结构，即核心华语社区、次核心华语社区和外围华语社区。核心华语社区包括所有讲华语的成员，他们直接认同华语，就地域分布来说，大部分人口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次核心华语社区包括那些虽然不讲华语，但讲汉语方言的成员，他们间接认同华语，就地域分布来说，既包括中国的方言区，也包括海外的方言社区的许多讲话人；外围华语社区包括那些虽然不会说华语或汉语方言、但是思想上却认同华语的成员，他们通常分布于海外，其中许多人愿意学习华语，计划或已经开始学习华语。

目前世界各国有很多使用汉语方言的社团，如粤语社团约1500万-2000万人，主要分布于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新几内亚岛等处；闽语社团约1500万人，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新兴的台籍闽语社团则在美洲出现；客家语社团700多万人，分散很广，如特利尼亚、牙买加、毛里求斯、南非、夏威夷岛等处；官话社团350万人，主要分布在毗邻中国大陆的地方；此外还有流行于中亚一些国家的东干人中的东干话等。

从语言类型上来看，汉语总体上是一种分析语，但汉语中仍存在部分屈折现象、黏着现象甚至多式编插现象。一般认为，上古汉语比现代汉语有更多的屈折现象，如古汉语中的“读破”现象，即非去声的字读去声时表示动词。随着汉语的演变，屈折现象渐趋减少。但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多音字，从而产生较多的歧义现象，如“门没有锁”中的“锁”既可认为是动词“上锁”，也可认为是名词“门锁”，而如何消除不确定性，则需要通过联系上下文。由于缺少形态变化，汉语与印欧语相比，使用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的语法手段。同时，语法时态的使用，会消耗额外的文字，增加冗余；而汉字组词的扩展方式，让很多文字可以重复使用，减少冗余度。根据信息论的研究，英语以平均每秒6.19个音节的速度传达0.91的高密度信息；中文传达信息密度为0.94，而音节速率则为每秒5.18个音节。相对于其他语言中文的信息密度较高，在同样的文字长度下，中文传达的信息量更丰富，表达效率较高，相对来说阅读效率也较高，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体的语言熟练程度和知识水平差异。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征：在语音方面，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四个调类，现代汉语也有四个调类，但这四个调类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没有入声。

在词汇方面，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现代汉语则双音节词占优势。古代汉语里的许多单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变成了双音节词。如：衣一衣服，日一太阳，河一河流，石一石头，母一母亲。古代汉语用一个音节表示的多种意义，在现代汉语里可采用双音节化的办法造成一组词，另外，随着大批印欧语进入现代汉语，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词缀和类词缀现象有所增加，古代汉语里没有或基本没有这种情况。

在语法方面，现代汉语里有一些类似形态变化的现象，词类活用的现象有所减少，句子连带成分比较多，结构日趋复杂；古汉语里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形态变化这种情况，而且古代汉语里甲类词活用为乙类词是很常见的，句子也是简单凝练。现代汉语代词较少，在代词后加“们”“些”表示多数；古代汉语代词较多，没有在代词后加“们”“些”表示多数的情况。现代汉语有丰富的量词：古代汉语除表示度量衡单位的词以外，无论表动量还是表名量，中间一般不用量词。现代汉语中，宾语一般都放在动词的后面；古代汉语否定句、疑问句中的代词可放在动词前，即宾语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是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汉语拼音的经验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设计和制定的，于1958年发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符号数目少，基本字母只有二十六个；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拉丁字母，书写方便，便于国际上交流；字母音素化，用来记录或分析语音准确灵活。

据《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有声母22个（包括零声母），韵母39个，声调4个。

汉语有22个声母，包括21个辅音声母和零声母。

普通话的声母在发音上有以下特点：

1．不送气清塞音[p]、[t]、[k]，发音时肌肉并不十分紧张，气流也不十分强；

2．送气的清塞音、塞擦音，送气成分都比较强；

3．零声母音节的读音，严格地说并不是以纯元音开头的；

4．浊擦音[ʐ]并不是与[ʂ]严格对应的浊音。

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起来，普通话的声母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有舌尖后音[ts]，能分别[n]和[l]，[f]和[x]不相混，浊音声母少，送气声母和不送气声母相配。

汉语的韵母有39个，其中单元音韵母有9个，包括6个舌面元音，2个舌尖元音和1个卷舌元音；复元音韵母有13个，包括4个前响复韵母，5个后响复韵母和4个中响复韵母；带鼻音韵尾的韵母有16个。

普通话的韵母有以下特点：

1．韵母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韵母的核心成分，即开口度最大、听起来最响亮的元音叫作韵腹；韵腹前的成分叫作韵头；韵腹后面的成分叫作韵尾。

2．汉语里能做韵头的一般只能是高元音[i]、[u]、[y]，由于它介于声母和韵腹之间，又称为“介音”；元音韵尾只有两个：[i]和[u]；辅音韵尾只有两个：前鼻音[n]和后鼻音[ng]。

3．普通话的全部韵母根据有没有韵头以及韵头的性质又可以按“四呼”分类：开口呼，指没有韵头，而韵腹又不是[i]、[u]、[y]的韵母；齐齿呼，指韵头或韵腹是[i]的韵母；合口呼，指韵头或韵腹是[u]的韵母；撮口呼，指韵头或韵腹是[y]的韵母。

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起来，普通话的韵母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复合韵母多；鼻音韵母分-n，-ng两套；有撮口呼；有卷舌韵母。

汉语普通话共有四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对应的调值分别是、、、。普通话的调类系统来自古代汉语的调类系统：现在普通话里属于阴平调类的字，大致跟古清声母的平声字相当；阳平声字，也大致跟古浊声母的平声字相当；上声字包括古清声母上声字和一部分浊声母上声字；去声字包括了古去声和另一部分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古代入声调类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了，古清声母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分别读成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古浊声母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读成阳平或去声（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

整个北方方言除江淮方言以及西北、西南少数地区保存入声外，大部分地区也都没有入声，但是北方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都保留古入声。有入声的方言分为两种情况：入声读音短促，音节末尾有塞音韵尾；凡入声音节读音不短促，后面也没有塞音韵尾，只是古入声字仍然独立自成一个调类，有自己特定的调值。没有入声的方言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古入声字全部归入某一个调类；古入声字分别归入其他几个调类。

在语流中，音节与音节相连，就有可能使声调的调值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声调的基本调值在音节连读时发生的变化，又称连读变调。

1．上声的变调

（1）上声与上声的连读变调

①两个上声连读时，前一个上声由变读为，近于阳平，例如：土地改革、美好、水果、了解。

②三个上声连读时，主要有两种形式：

a．第一种是双单格，即前两个音节都变调为，读成“35+35+214”，例如：展览馆、手写体、洗脸水。

b．第二种是单双格，即第一个音节变为半上声，第二个音节变为，读成“21+35+214”，例如：纸老虎、有理想、很勇敢。

三个以上的上声音节连读时，可以先进行结构切分，然后根据双音节或三音节上声连读变调的规律去读。如“理想/美好”划分两段，念成35+21+35+214，再如：彼此/友好、买把/雨伞、种马场/养有/五百匹/好母马。

（2）上声与非上声的连读变调

①上声在非上声音节前由变读为半上，例如：首都、祖国、解放、尾巴。

②上声在轻声音节前时，有两种读法：

a．第一种读法：第一个音节的上声读阳平，一般是单音节动词重叠和在一些习惯上第二个音节读轻声的双音节词里。例如：捧起、想起、讲讲、哪里。

b．第二种读法：第一个音节的上声读为半上。亲属称谓中的上声重叠词，由“子”构成的名词，口语词基本上都如此变调。例如：姐姐、奶奶、嫂子、耳朵。

2．“一”、“不”的变调

“一”的本调是阴平，“不”的本调是去声。读为本调主要有三种情况：单念、出现在词句末尾或表示序数。“一”和“不”的变调规律大体上相同：

（1）在去声前面变读为35，接近阳平，例如：一样、一定、一向；不怕、不够、不看。

（2）在非去声（阴平、阳平、上声）前，“一”变读为去声，“不”仍读去声，例如：一般、一边、一年；不吃、不想、不同。

3．“七、八”的变调

“七”和“八”本调是阴平，在去声之前可以读成阳平，也可不变，例如：七岁、七块；八岁、八块。

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

汉语拼音可以分为3大类：单音节拼音、双音节拼音、三音节拼音。单音节拼音只有一个音节，如“一”[i55]，两音节拼音由声母和单音节韵母组成，如“不”[pu51]，三音节拼音由声母、介韵母和单音节韵母组成，如“变”[pian51]。

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1）双唇音b、p、m基本上只能和开口呼、齐齿呼的韵母配合，和合口呼韵母配合只限于单韵母u，不和撮口呼韵母配合。

（2）唇齿音f基本上只能和开口呼韵母配合，和合口呼韵母配合也只限于单韵母u。

（3）舌尖音d、t不能和撮口呼韵母配合，n、l可以。

（4）舌根音g、k、h；舌尖后音zh、ch、sh、r；齿音z、c、s这三套声母的配合关系是相同的，只能和开、合二呼的韵母配合，不能和齐、撮二呼的韵母配合。

（5）舌面音j、q、x这一套声母只能和齐、撮二呼的韵母配合，不能和开、合二呼的韵母配合。

（6）韵母o专同唇音声母b、p、m、f配合，不同其他声母配合；而uo、e则专同非唇音声母配合，不同唇音声母配合。

（7）-i[ɿ]、-i[ʅ]和i[i]这三个韵母和声母的配合也是相互补充的：-i[ɿ]只和舌尖前音声母z、c、s配合，-i[ʅ]只和舌尖后音声母zh、ch、sh、r配合，i[i]只和这两类声母以外的声母配合。

（8）ong和ueng读音十分相近，但这两个韵母各有自己使用的条件：ueng只和零声母配合，ong只和零声母以外的声母配合。

在普通话中，某些词在口语中往往要带上一个词尾“儿”，以表示某种语义色彩或有关功能。作为词尾的 “儿”不自成音节，也并不是一个音素，只是词尾所在音节发音时的一个伴随的卷舌动作，这一语言现象称作“儿化”。普通话的韵母除了自成音节的卷舌韵母er，其余的都可以同后缀“儿”构成儿化韵。但由于儿化音变的原因，韵母的数量减少了一些，所以只有二十六个儿化韵。“儿化”现象具有区别词性、词义或表示感情色彩的作用。

儿化并不是简单地在韵母后面加上一个er音，而是经过增音、脱落、更换、同化等音变现象形成的。儿化韵的发音规律大致归纳如下：

（1）韵腹或韵尾是ɑ、o、e、ê、u的韵母，儿化时原韵母增加卷舌动作，例如：车儿[tʂhɤr]、鸟儿[niɑur]。

（2）韵尾收i和n的韵母，儿化时失落韵尾，原主要元音卷舌，例如：贴儿[thiər]、信儿[ɕiər]。

（3）主要元音是-i[ɿ]、-i[ʅ]的韵母，儿化时主要元音变为[ə]并卷舌，例如：字儿[tsər]、侄儿[tʂər]。

（4）收ng韵尾的韵母儿化时丢失韵尾后，韵腹变成鼻化元音加卷舌动作，例如：忙儿[mɑr]、瓶儿[phiər]。

（5）i、u韵母后增加元音[ə]并卷舌，例如：气儿[tɕhiər]、趣儿[tɕhyər]。

一个词或一句话里的音节（字音）念得短而弱，失去了原有的声调，叫作轻声。轻声同语法和词义有密切关系，轻读与否，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下列各类语法成分在普通话里都应该读成轻声：

（1）语气词“吧、吗、呢、啊”等，例如：算了吧、好吗、他呢、谁啊。

（2）助词“的、地、得、了、着、过”，例如：领路的、愉快地、学得好、笑着、活了、看过。

（3）动词重叠式的第二个音节，例如：星星、妈妈、弟弟、姑母、坐坐、劝劝、看看。

（4）单音节动词后表示趋向的词，例如：进来、起来、过去、出去、说出来、跑过去。

（5）名词后面表示方位的“上，下、里”，例如：马路上、脸上、地底下、村子里。

（6）名词后面的“子、头、们”，例如：鸽子、燕子、石头、馒头、我们、你们。

（7）代词“我、你、他”放在动词后面做宾语，例如：笑我、看你、拉他。

语气词“啊”一般用在句末或句中稍作停顿之处，受到前面一个音节末尾的音素的影响，需要变读。“啊”的变读规律有以下几种：

1．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ɑ，o，e，ê，i，ü时，“啊”读作“yɑ”，汉字也可以写为“呀”，例如：鸡呀、鱼呀、他呀、鹅呀、磨呀、写呀。

2．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u时，“啊”读作“wɑ”，汉字可写作“哇”，例如：苦哇、好哇、加油哇。

3．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n时读“nɑ”，汉字写作“哪”，例如：难哪、新哪、弯哪。

4．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ng时，读“ngɑ”，书面上写成“啊”，例如：唱啊、香啊、小红啊。

5．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i[ʅ]、er时，读“rɑ”，书面上写成“啊”，例如：是啊、店小二啊。

6．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i[ɿ]时，读“zɑ”，书面上都写成“啊”，例如：生丝啊、孩子啊。

单纯词是指只有一个语素构成的词。汉语中一个语素往往是一个音节，因此，单音节词都是单纯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语素可能有两个以上的音节。这主要有以下三类：

①联绵词：是指从古代汉语中流传下来，单个音节没有意义的双音节词，包括双声词、叠韵词和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例如：参差、仿佛、彷徨、烂漫、芙蓉、玛瑙。

②叠音词，这些词中单个音节单说没有意义，必得重叠起来才成为一个词，例如：猩猩、姥姥、潺潺。

③音译词：即用音译的方式直接从外语引进的外来词，例如：葡萄、咖啡、沙发、巧克力。

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从构造上看，合成词可分为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三类。

复合词是指由词根和词根组合而成的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联合式：两个意义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而成。根据词根之间的意义关系可分为三类：

①意义相近、相同，可以互为说明：途径、体制、价值、关闭。

②意义相关、并列，但构成一个新的词义：骨肉、尺寸、领袖、眉目。

③意义相关或相反，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意义起作用，又称“偏义复词”：国家、质量、窗户、人物。

（2）偏正式：前一个词根修饰、限制后一个词根，整个以后一个词根为主，前一个为副，可分为三类：

①定中关系，前后词根之间在语义上形成各种修饰与被修饰关系：主流、冰箱、热心、小说。

②状中关系，可以分为动词和形容词两类：彻查、腾飞、火红、笔直。

（3）述宾式：前后词根之间的关系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前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支配的对象。它主要构成谓词，也可以构成名词，例如：司机、管家、动员、失业。

（4）主谓式：前后词根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例如：地震、日食、心酸、气喘。

（6）补充式：在意义上前一个语素表示某种动作行为，后一个语素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或趋向。

①述补式，后面一个词根作为一种结果状态补充说明前面一个动词性词根：提高、说服、推翻、指正。

②量补式：后面一个词根作为计量单位补充说明前面一个名词性词根：车辆、书本、马匹、枪支。

重叠词是指词根重叠而成的词。例如：姐姐、哥哥、爹爹、仅仅、刚刚、偏偏。

附加式合成词是指由词根和词缀组合而成的词。它可以分为三类：前缀+词根（老虎、第一、阿姨、小王）、词根+后缀（刀子、石头、花儿）、词根+中缀+词根（好不好、吃得好）。

基本词汇是汉语词汇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语言使用中使用频率高、生命力强、为全民共同理解运用的基本词汇的总称。基本词汇通常分为以下几类：

表示自然现象或事物：天象名：日、月、星、雷、电、云、风；地象名：地、江、海、河、水；动物名：马、猪、鱼；植物名：树、花、麦、稻。

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刀、斧、房、碗、米、灯、菜、布、笔、车、船；

表示时令和方位：年、月、春、夏、秋、冬、东、南、西、北；

表示人体器官：头、手、脚、心、脚、牙、嘴；

表示亲属关系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弟弟；

表示最基本的动作行为：出、入、走、跑、生、死、开、问、学习、发展；

表示最基本的性质状态：大、小、长、短、黑、白、轻、重、美丽、快乐；

表示人称和指代关系：你、我、他、那、这、什么、怎样；

表示数量：一、二、三、百、千、万、尺、寸、元、角、分、个；

表示程度、范围、关联、语气的：就、很、最、都、全、把、和、跟、因为、所以、但、虽、吗、了。

古语词包括一般所说的历史词语和文言词，来源于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

历史词语指的是历史上出现过的而现在不再存在、或者只是作为遗迹文物存在的事物现象的名称，也包括历史上出现过的神话传说中的事物的名称。日常交际中很少使用，只是在涉及历史现象、事件、人物时才使用它们。例如：宰相、状元、皇帝、妃子、太尉、诸侯、军师、极刑。

文言词语是在古汉语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中使用但现代一般场合已不使用的词语。例如：底蕴、磅礴、如此、余、其、之、以、与、及、亦、甚、而已。

一般所说方言词有广义的方言词和狭义的方言词之分：广义的方言词，指普通话以外的各个方言的词语，它们在各个方言中通行而不属于普通话词汇；狭义的方言词，指普通话词汇中来源于方言的词语，这些词语原先流行于某种方言，后被普通话吸收使用。现代新词语中大量吸收方言词，其中粤语（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闽方言（台湾）影响比较大。

通常吸收的方言词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当的词语来替代。例如：吴语：把戏、货色、识相、尴尬、拐脚；粤方言：雪糕；闽方言：马铃薯、向日葵属、龙眼。或者表义新颖，或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例如：老油子（处世经验多而油滑的人）、姐们儿、哥们儿、装蒜（装糊涂）。

本民族语言的词汇叫本族语词汇，从外国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连音带义吸收到汉语中的词汇叫外来语词汇。外来词也称借词。汉语在上古时期吸收外来词以汉朝来自匈奴、西域的词语为主；中古时期以来自梵语的佛教词语为主；近古时期主要吸收来自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外来词与西方科技词语；清末至20世纪初主要吸收来自西方英、法、意、俄等国语言中的外来词与来自日语的汉字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体、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形式主要有：

1．译音

这些词是按照原词语的声音译过来的，音译时按照汉语的语音特点对原词语的声音做了一些调整，往往只是接近原词的读音。例如：克隆（clone）、迪斯科（disco）、温到（window）、荷尔蒙（hormone）。

2．译音兼意译

这些词声音同原词接近，但各个音节都有意义，表示出同原词意义相关、多少有些联系的一些内容。例如：维他命（vitamin）、可口可乐（cocacola）、基因（gene）、奔驰（Benz）、迷你（mini）、利眠宁（Librium）。

3．半译音半译义

这些词将原词分成两半，一半译音，一半译义。例如：马克思主义（Marxism）、列宁主义（Leninism）、浪漫主义（romanticism）、声纳（声呐）、华尔街（WallStreet）、因特网（internet）。

4．译音加表意语素

这些词前半部分是译音，后一半是在原词译音的基础上增加的表示事物类别的表意语素。例如：派克笔（Parker）、步枪（rifle）、夹克衫（jacket）、香槟酒（champagne）、卡车（car）、酒吧（bar）。

这些词借用外语的字形，以字母入词有外文字母缩略式如VIP、文斯·卡特、VCD、SOS、NBA、CD、KTV等，或字母加汉字如B超、AA制、BP机等。

词汇中也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总起来叫熟语。熟语的结构比词复杂，结构和构成成分比较固定，意义往往有整体性。

成语是熟语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简洁而意思精练。成语大多是历史故事、古代寓言的概括，如“围魏救赵、狐假虎威”；或是书面语言中的名句形成的，如“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一部分成语来源于古白话写的语录和文艺作品，如“他山之石、忧心忡忡”；也有来自民间流传的成句的，如“一干二净、三长两短”，这些成语比较接近现代汉语。

成语的常见的结构类型有：并列（光明磊落、古今中外）、偏正（世外桃源、扶摇直上）述宾（如雷贯耳、别具匠心）、述补（重于泰山、逍遥法外）、主谓（夸父追日、奇文共赏）、兼语（请君入瓮、指鹿为马）、连谓（先礼后兵、过河拆桥）。

谚语指多年在民间流传，简单通俗地道出深刻道理的语句，有一部分谚语只是某个意思简练形象的说法。谚语的结构一般都有句子的结构，分为单句和复句。复句又有以下几种形式：并列、选择、条件、因果、转折。谚语口语性强；成分和格式有不少是可以变动的。

谚语所含内容广泛丰富，反映了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且种类繁多，例如：

哲理类：水滴石穿；水可行船，水可覆舟；好拳不在花样巧。

修身类：正人先正己；待人要宽，对己要严；火要空心，人要真心。

讽诫类：不贪财，祸不来；酒后无德；久赌无胜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农业类：夏至不栽，东倒西歪；黄土变黑土，多打两担五；好种出好苗，良种产量高。

气象类：冬至长，夏至短；乌云遮东，不雨也风；九月重阳节，提火进房；清明节断雪，谷雨断霜。

风土类：洛阳牡丹甲天下；洞庭湖天下水，岳阳县天下楼；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接风的饺子，送行的面。

知识类：火大没湿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十里认人，百里认衣。

歇后语是一种短小风趣、生动形象的语句，由两部分组成，有时只说上半，下半略去，上半一般是形象的表述，下半解释形象表述的含义，然后借比喻或双关，表达它的实际意义，有时，后半的解释也就是歇后语的含义。歇后语常使用比喻和谐音两种修辞手法，据此可分为比喻歇后语和谐音歇后语两类。

比喻歇后语谜底部分是对谜面部分的解释说明，二者有某种内在联系。比如：夜明珠喘气——活宝；蟾蜍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三斤半鸭子，二斤半嘴——多嘴多舌；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儿；苦莲堆里弹琵琶——苦中作乐。

谐音歇后语谜底部分在语音方面与谜面部分产生一定的联系。比如：猪八戒喝磨刀水——内锈（秀）；石头蛋子腌咸菜——一盐（言）难进；癞蛤蟆掉瓷缸——口口咬瓷（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孔子搬家——净是书（输）。

惯用语是表达一种习惯含义的固定短语，以三个语素组成的居多。惯用语大多是述宾结构的，中间可以插入词语，也可以颠倒语素次序，但它所表达的习惯意义不受影响。在结构形式方面，汉语的惯用语多以三音节格式为主。例如：敲竹杠、吹牛皮、抱佛脚、泼冷水、撂挑子、捞外快、打官腔、耍滑头等。也有少数惯用语是四音节的。例如：吃哑巴亏、钻牛角尖、唱对台戏、捅马蜂窝、坐冷板凳等。

汉语的语法单位主要有四级：语素、词、短语、句子。语素可以组合成词，如“天空、伟大、老虎”等；有的可单独成词，如“天、走、我”。词是是组织短语和句子的备用单位，一部分词加上句调可以单独成句，如：“好。”短语是由词组成的，是造句的备用单位，大多数短语可以加上句调成为句子，如：“阳光灿烂。”句子具有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

现代汉语中的词可以划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十五类。其中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

（1）主谓结构：由有陈述关系的两个成分组成，前头被陈述部分是主语，表示要说的是谁或什么后头陈述的部分是谓语，说明主语怎么样或是什么。陈述关系用语序而不用虚词表示，例如：我写、花红、灯亮。

（2）动宾结构：由有支配、涉及关系的两个成分组成，前头起支配作用的部分是动语，表示动作行为；后头被动作支配的部分是宾语，表示做什么、是什么。支配关系用语序而不用虚词表示，例如：写信、我的书、吃饭。

（3）偏正结构：由有修饰关系的两部分组成，修饰部分在前，为修饰语，被修饰部分在后，为中心语。分两种：①定中短语：由定语和中心语组成，其间的修饰关系有时用“的”作定语的标记。例如：他的马、江苏人；②状中短语：由状语和中心语组成，其间的修饰关系有时用“地”作状语的标记。例如：刚回来、这么走。

（4）联合结构：由语法地位平等的两项或几项组成，其间是联合关系，可细分为并列、递进、选择等关系。有时用“和、并、或”等连词表示。例如：今天和明夭、小张或者你，一个或两个。

（5）中补结构：由有补充关系的两个成分组成，前头被补充部分是中心语，由谓词充当；后头补充部分是补语，也由谓词充当，起述说的作用，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有的补语前头有助词“得”作标志。例如：学得好、打死。

汉语在句法上最大的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以虚词和语序为主要的语法手段。

（1）大小主语之间具有领属或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如：我身体很好。

（2）大小主语之间是施事和受事的关系。如：他普通话说得不错。

（3）大主语是个话题，整个谓语从某个方面对这个话题进行说明。如：无线电，我是外行。

（4）大主语和谓语中的某个词语是复指关系。小王，他是我们的班长。

（1）动词前后常常有别的成分，动词一般不能单独出现，尤其不能出现单音节动词。通常后面有补语、宾语、动态助词，至少也要用动词的重叠式。例如：把书放在桌子上，把茶喝了，把信带着，把情况谈谈。或者是动词前面有状语，例如：别把脏水到处泼。

（2）“把”的宾语一般说在意念上是有定，已知的人或事物，因此前面带上“这、那”一类修饰语。例如说“我把桌子修好了”时，这桌子是确定的某一张桌子或某几张桌子。如果用无定的、泛指的词语，常是泛说一般的道理，例如：不能把真理看成谬误。

（3）谓语一般都有处置性，就是动词对受事要有积极影响。因此，不及物动词、能愿动词，判断动词、趋向动词和“有、没有”等不能用来做谓语动词，没有处置性的动词比较少见，例如“一出门槛，便把慰问对象忘个净，只把目录看了一遍。

（4）“把”字短语和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否定词，这些词只能置于“把”字前。例如，不能说“他把青春愿意献给家乡的建设，我们把困难敢踩在脚下，我把衣服没有弄杯，为什么把这消息不告诉他”，不过熟语性句子有例外，例如“怎能把人不当人呢”。

（1）动词一般是有处置性的，跟“把”字句里的动词差不多。动词后面多有补语或别的成分。如果只用一个双音动词，前面就要有能愿动词、时间词语等状语。例如：自行车叫我弟弟骑走了。小鸡被黄鼠狼叼去了一只。这句话可能被人误解。

（2）主语所表示的受事必须是有定的。比如“他的助手在回来的路上被捕了”，在“助手”前有限定性定语“他的”。如果没有特定的语境，就不能说“一本书被他撕破了”。

（3）能愿动词和表否定、时间等的副词只能置于“被”字前。例如，丑恶的现象应该被消灭。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这件事已经被人传出去了。

（1）谓语部分连用的几个动词性成分的顺序不能颠倒。例如：他写好报告交给通信员。他拿着书站在门口。他有权提出申诉。句子成分都不能颠倒顺序，否则意义发生变化或语义不通。

（2）每个连用的动词性短语都可以单独与主语发生主谓关系。例如：他写好报告交给通信员。→（他＋写好报告）＋（他＋交给通信员）。他拿着书站在门口。→（他＋拿着书）＋（他＋站在门口）。他有权提出申诉。→（他＋有权）＋（他＋提出申诉）。

（3）连用的各动词性成分之间没有停顿，没有关联词语。否则就有可能是一个表示连贯关系的复句。例如：他走过去[，]拿起衣服出去了。我缓缓地站起来，[然后]转过身去往外走。

（1）“使令”类：前一动词具有“使令”意义。如“叫、使、让、派、催、逼、指使、鼓励、引导、允许、答应、劝说、组织、领导、召集、命令、阻止、禁止”等。例如：我请你吃饭。他要求我再说一遍。

（2）“心理情绪”类：前一动词具有某种“心理情绪”的意义。如“爱、憎、嫌、怪、烦、笑话、喜欢、讨厌、佩服、感谢、责备、祝贺”等。例如：大家喜欢他老实。他爱人讨厌他赌钱。

（3）“举荐”类：前一动词具有“选举、推荐”的意义。如“选、选举、推选、推荐、举荐”等等。例如：大家都推荐他当班长。咱们推选他当主席。

（4）“有无”类：前一动词具有“有无”的意义。如“有、没有、是”等等。例如：有几个人到处找你。是瓦特发明了蒸气机。

（1）“给予”类：句中核心动词是“给予”类动词。如“给、给予、送、赠、还、交、赏、告诉、教导、Ｖ给”等。例如：他送给我一支笔。我告诉他：小王来了。

（2）“获取”类：核心动词表示“获取”意义。如“问、拿、抓、请教、询问、反问、打听、请示”等。例如：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请示上级：能不能提前放假。

（3）“称谓”类：核心动词表示“称谓”义。如“叫、称、喊”等等。例如：大家都叫他“王掌柜”。山民们都称他“雷神夜”。

（1）存在句：是说明某处存在某人、物的句子。句中动词表示“存在意义”，整个句子具有“存在”意义。例如：河里漂着两只船。墙上挂着几幅画。桌子上有几本书。路西边是一片草地。

（2）隐现句：指的是说明某时、某处出现或者消失了某人、某物的句子。句中动词表示“出现”“消失”义而整句表示“隐现”意义。例如：前面来了两个客人。昨天走了两个陌生人。

记录汉语的文字是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汉字是世界上正在广泛使用的文字，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汉字系文字在历史上还用于记录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东亚、东南亚部分国家的语言。

汉字是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而创制的。汉字是语素文字的代表，用不同的字形表示不同的语素，不但能区分读音不同的语素，而且还能区分读音相同的语素。作为语素文字的汉字有以下特点：

1．汉字和汉语基本适应，汉字是单音节的文字，汉语语素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语素，用单音节的汉字来记录单音节的汉语语素，二者基本适应。

2．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拼音文字的字母只有形和音，没有义；汉字的单字不但有形和音，而且还有义。用汉字来记录汉语语素，语素的音和义就变成了汉字的音和义。因为汉字具有表意性，它的形体可以负载较多的文化信息，这也是和拼音文字不同的地方。

3．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汉语语素意义的变化比语音的变化慢，也就是用字的变化比字音的变化慢。这就是汉字的超时代性。方言间语素意义的差别小，语音差别大，也就是说这些人对汉字的字义有相同或相似的了解。这就是汉字的超方言性。

目前学界一般把古今通用的字和现代白话文专用的字合为一类，称作“现代汉字”，把文言文专用的字单独作为一类，称作“文言古语用字”。现代汉字是指楷化后的汉字楷书字形，包括繁体字和简体字，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演变过程。

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角甲和兽骨上，所以叫甲骨文。从形体上看，象形字的图画性强；结构尚不定型，同一个字可以有多种写法；字形大多瘦长，大小不均；笔画细长方折，繁简不一。从记录的内容看，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卜辞，即商代王室占卜记录。

一种铸记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代管“铜”叫“金”，用于铸造食器、酒器、乐器的青铜则叫“吉金”，所以这种文字又叫“吉金文”。古人又以钟、鼎作为青铜器的总称，金文又被称为“钟鼎文”。字形同甲骨文接近，但象形符号的图画性有所削弱，字形渐趋匀称、整齐、方正。笔画因熔铸原因，显得肥半圆转，异体字多。在文字构造上，形声字增多，符号意味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字泛滥，流行于秦国的叫大篆，又叫大篆，代表作是石鼓文，笔画繁多。秦实行“书同文”，改大篆为小篆，也叫秦篆。以泰山刻石为代表，主要特点是：符号性增强，笔画比大篆简化，线条柔美、圆转略带弧形，形体呈竖长方形，结构整齐、匀称，偏旁写法、位置趋于定型。

隶书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秦国，有秦隶与汉隶之分。秦隶又称“古隶”，与篆书比较接近的，实际上是小篆的一种潦草写法；汉隶又称“今隶”，呈八字状，上窄下宽，所以又叫“八分”，是隶书成熟时期的一种文字形，是汉朝的通行字体。隶书主要特点是：不再有象形意味；笔画进一步简化；字形扁平，有棱有角。至此，汉代之前的文字被称为古文字，此后的文字成为今文字。

楷书由隶书发展而来。兴于东汉末年，盛行于魏晋。进入南北朝之后，楷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是现代汉字的标准字体，又叫“真书”“正书”。楷书保存了隶书的偏旁系统和基本结构，取消了隶书的波磔笔法，笔画平直，字形方正，易于书写。

草书是为书写方便，由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有法度的字体。最早的草书是从汉隶演变而来的章草，保留了隶书的波挑和捺笔。章草结合楷书，发展成笔画相互勾连，字与字之间或相互呼应或相互勾连，字体大小、长扁、方圆，笔画粗细变化灵活，隶书笔画的特征消失了，形成“今草”。在发展过程中，有些草书的书写变得更加随意，且将汉字的形体简省得太过分，一般人难以辨认，形成了所谓的“狂草”。狂草因为辨认困难，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在书法艺术领域发展，作为艺术品供人欣赏。

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从隶书发展出字形流畅，易写好认的行书。行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是写信、速记、作文章常用的一种手写体，也是楷书最主要的辅助字体，一直沿用到现代。行书写得端正一些，偏向楷书，叫“行楷”；写得潦草一些，偏向草书，叫“行草”。在某种程度上，行书与楷书、草书是同时产生的。

书写汉字时，从落笔到提笔，笔尖在书写材料上移动所留下的痕迹称作笔画。笔画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1．笔画数，指的是每个汉字有几个笔画。学习汉字时要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每个汉字的笔画数。计算时要根据规范字形，不能根据不规范字形。

2．笔形，指笔画的形状，现代汉字的基本笔形有五种，就是横（一）、竖（丨）、撇（丿）、捺（乀）、点（、）、折（𠃍）、提（㇀）、钩（亅）。

3．笔画的组合，有三种类型：相离，指笔画彼此分离，如“二、三、六、八”；相接，指笔画和笔画相接触，如“人、口、同、司”；相交，指笔画和笔画相交叉，如“五、七、九、十”。

4．笔顺，是书写汉字时笔画先后的顺序。笔顺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先中间后两边，先进去后关门。

部件又称字根、字元、字素、码元或结构块，它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一般大于笔画小于整字。按照能否独立成子划分，可以分为成字部件和不成字部件可以独立成字的部件称作成字部件，成字部件也可以和别的部件组合成字，如“山、石、木、口、月”等；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称作不成字部件，如“宀、彡、亻、灬、刂”等。

由于字集的大小不同，拆分的字数不同，得到的基础部件的数目也就不同。1997年1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信息处理用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有汉字20902个，拆分得到560个基础部件。

整字就是一个个的方块汉字，它是汉字的使用单位。从构成说，整字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两类。一个部件构成的字是独体字，两个或两个部件构成的字是合体字。合体字多数是由两个部件或三个部件构成的。

按照第一级部件的组合模式，合体字可以分为十三类：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全包围结构、上三包围结构、左三包围结构、下三包围结构、上左包围结构、上右包围结构、下左包围结构、下右包围结构、框架结构。

关于汉字造字规则影响最大的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的“六书”说。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来归纳先祖的造字原理，后又按照这一理论再造新字。一般认为，象形、指事是造字方法，而形声、假借和转注为用字方法。

象形是描绘事物形状的造字方法，表示的多是具体事物。有的勾勒事物的整体轮廓，如“山、水、日、月”等字的古文字；有的勾勒事物最有特征的一部分，如“羊、牛”的古文字。

指事，是用抽象的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提示符号来表示某个词的造字方法。指事字有两种：一种是符号，如一、二、三、上、下等字；一种在象形字上加提示符号，如“本”是在象形字“木”的下部加一短横表示树根。

会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组合成新字，这些部件的意义合成新字的意义。同体会意字，如林、森、炎、鑫、磊、众、从；异体会意字，如明、武、涉、友。

形声是由表示字义类属的部件和表示字音的部件组成新字。这种方法既可以表示具体事物或行为，又可以表示抽象概念，既有表意成分，又有表音成分。现行汉字中形声字占90%。左形右声的字，如“江、河、购、语”；右形左声的字，如“雅、劲、战、群”；上形下声的字，如“孟、芳、竿”；下形上声的字，如“盂、贷、架”；外形内声的字，如“围、园、匣、匪”；内形外声的字，如“问、闻、辩、哀”；形占一角的字，如“疆、颖、修”；声占一角的字，如“徒、旗、施”。

假借不直接造字，是同音汉字的借用。如“早晚”的“早”，战国时已经出现，但人们多半用“跳蚤”的“蚤”代替。西汉司马迁《史记》中有“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羽”（明天不可以不早些亲自来向项王道歉）的话，句中的“蚤”就是“早”的假借。

对于转注的解释，学界尚存争议，一般认为是指音近义同的不同汉字之间的互相注释。如“考”即“老”，“老”即“考”。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多次召开有关语文规范汉字改革等会议，从精简笔画和精简字数两方面进行汉字简化。1955年发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一千多个异体字。1956年1月，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1964年，类推编成《简化字总表》，1986年修改并重新公布，共计简化汉字2235个。1965年1月公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字6196个，并规定了汉字的字形结构、笔画数和笔顺。2013年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并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字8105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了“语言文字的具体使用”和“语言文字的管理和监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第十二条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规范语言文字正误的判别参考依据以最新版本的权威工具书为参考依据，主要包括《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 

汉字标准化要求在对现代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整理的基础上做到四定一一定量、定形、定音、定序，以提高用字的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是最新的现代汉语通用字字量、字形和字序规范。

1．定量，主要是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总量。书写规范化的普通话要用多少汉字，要用哪些汉字，要通过现代汉语基本用字表反映出来；制订常用字表，为现代汉语用字、教育用字和扫盲用字确定规范；关于人名、地名用字，也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制订人名用字表、地名用字表，以便对人名、地名用字进行指导。

2．定形，汉字简化可以结合制订现代汉语基本用字表的工作，继续对急需精简笔画的一部分字进行简化，并且继续进行异体字的整理；关于汉字的书写笔顺、各种笔形的排列顺序、汉字的部件数量和结构模式的类别等各个方面，都要制订国家标准。

3．定音，经过1957年到1962年分三次审定异读词，产生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后，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又审核通过，并公布了经过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

4．定序，主要指查字法的标准化。部首法要标准化，部首的数量，字的归部原则要逐步一致，几个部件都是部首的字取部要规律化；音序法、四角号码法等也都要标准化、统一化。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代典籍最多的国家之一，延续至今的古籍分类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划分的。“五经四书”是流传最广的古代经典。汉朝的“五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后来用《礼记》代替《仪礼》，把《左传》并入《春秋》，仍为五经。南宋时朱熹自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两篇，分章断句，同时加以注释，再加上《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初习儒学的入门读物，开始有“四书”之称。后代将《礼记》《周礼》《仪礼》《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诗经》《尚书》《周易》《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列入经书，到明代出现了“十三经”的名称。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年间，江苏省文人蒋蘅以一体自书“十三经”，历时12年方才完成，后献给朝廷，以3年时间刻成，共计63万余字，刻石190块，名曰“乾隆石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书。

中原地区古代的汉语史籍也相当丰富。编年体以《春秋》为起始，后来注释和阐述纷起，现存的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三种。宋朝司马光依照《春秋》的做法，与范祖禹、刘恕等人，编写成《资治通鉴》一书。纪传体的开端是司马迁的《史记》，加上此后班固的《汉书》，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晋国代陈寿的《三国志》，唐朝代房玄龄等人的《晋书》，南朝沈约的《宋书》，南朝萧子显的《南齐书》，唐代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北朝魏徵的《魏书》，唐代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代令狐德棻的《周书》，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唐代魏徵的《隋书》，五代十国刘昫等人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宋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等人的《新五代史》，元代脱脱等人的《宋史》《辽史》《金史》，明朝宋濂等人的《元史》，清代张廷玉等人的《明史》，合称为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如果加上1920年成书的《新元史》，就是“二十五史”。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者是南宋史学家袁枢，他把《资治通鉴》改编为239个专题的《通鉴纪事本末》，此后，便陆续出现了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以及其他学者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

汉语辞书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种类也很多。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全书收9353个字，其体例是先列篆文，然后解释意义，最后按“六书”的方法来分析字形的结构，由此而建立了中国的“文字学”。《尔雅》一般认为是汉朝学者编辑整理前代著作而成。这是一种训性质的辞书，是以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词义。现存《尔雅》共19篇，前3篇解释一般词语，后16篇分类解释词语，对各种名物加以解说。《尔雅》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类似的辞书。《广韵》是宋朝陈彭年、邱雍等编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韵书。全书收入26194字，按韵编排，因此凡同音字都编在一起，可以看作是按韵编排的词典。后来，宋代的丁度等人以《广韵》为基础，增补成《集韵》，收入5万多字。《康熙字典》是康熙命张玉书等人编撰的，收入汉字47035个，是当时世界上收字最多的字典，其体例是先注音，后释义。

陆费逵、欧阳敷存主编的《中华大字典》成为中国第一部新型大字典，19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陆尔逵、傅运森等1915年主编的《辞源》适应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采用以单字为纲，单字下带出复词，兼收古今词语和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的编方法，贯通典故，博采新知，成为中国辞书史上别开生面的新式辞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后来汉语辞书编纂的体例格局。继《辞源》之后，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新华字典》由新华辞书社编纂，魏建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1956年起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1998年修订新版。修订后计收单字1万余个，带注解的复音词3500余条。《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撰，商务1978年版，修订本1996年出版。该书体例精当，审辨明晰，对推广普通话、进行汉语教学、促进汉语规范化起了极大作用。

京剧，又叫皮黄、平剧、京戏等，形成于清朝爱新觉罗·旻宁年间（1840年前后），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京剧的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以上海市、天津市、武汉等地为重镇，艺术分布与活动遍及全国，除中国西藏自治区没有过专业的艺术团体外，其他省份均有专职的艺术团体及活动，故而，京剧是中国第一大剧种和全国性剧种。同时，京剧的传播还远及海外，足迹遍布东南亚、欧洲和北美洲，不仅在华人中传唱，而且在国际友人中也有流传。

京剧是独占北京舞台的徽班与随后进京的湖北汉班的合流，形成了以皮黄为骨干的声腔体系。其后则有北京语音的逐渐融入，在徽、汉二戏中形成了以“十三辙”“四声”“上口字”“尖团字”为其特点的舞台语音体系，并确立了以改革后的胡琴（京胡）为主奏乐器的新的伴奏风格。除此之外，北京的皮黄戏还吸收了昆曲和乱弹诸腔的优点，使曲调和唱法更加丰富和优美，也显示出京班皮黄戏与原先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徽、汉皮黄戏的重大区别。而所谓皮黄，也就是“西皮”和“二黄”的简称，这两种腔调所组成的戏曲声腔构成了京剧的基本特征。西皮发源于西北，是来自陕西省或甘肃省的一种曲调。其板式有导板、慢板、原板、快板、散板等，旋律变化较大，唱腔非常流畅，宜于表达激昂慷慨、欢快悠扬的场面。二黄则起于湖北、安徽、江西省交界处，有正反二黄等多种板式，它的旋律比较平稳，节奏舒缓，适合表现苍凉沉郁之情。戏班里皮黄兼用，形成了新鲜的艺术效果，成为流行最广的声腔。

根据《上海广播电视志》和《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的广播播音始于1923年1月13日晚8时，奥斯邦电台在上海的正式播音，它的播音稿件来源于英文报《大陆报》，广播用语为英语。1923年1月26日晚，该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孙中山当天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同年春，北洋政府东三省无线电台副台长刘餘在哈尔滨进行临时广播试验，用汉语和俄语播音。

中国的人民广播电视事业从1940年春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开始，首次播音时间是1940年12月30日。新华广播电台自成立之日起，口语广播主要使用当时的官话播报，严格遵守播报内容语言简洁易懂，播音员语音面貌极好的要求，并将相关要求写入工作细则。1950年4月10日起，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北京广播电台，除使用英、日、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六种语言播音外，还使用厦门市、潮州市、广州市、客家等四种方言播报用语对海外广播。1954年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省广播开办，每天4个小时的节目，分别用普通话和闽南语播音，各播放一个小时，各重播一次。1956年10月，增设了早晚两次各分钟的客家语综合性节目。

使用普通话、官话、华语或其他中国北方方言演唱的流行歌曲统称为华语流行音乐，亦称国语歌曲、华语歌曲、国语流行音乐等。华语流行音乐主要在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流行，在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华人社区也颇受欢迎，是影响力最广的商业性中文音乐之一。

中国流行音乐于1920年代诞生于上海，在中国民歌、戏曲等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古典乐、美国爵士乐等西方音乐发展而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集中在上海，故有“上海时代曲”之称；五六十年代，流行音乐发展阵地从上海转移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但基本延续了上海时代曲的风格；1970年代中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转折期，台湾省爆发“民歌运动”，香港“粤语歌曲”兴起，港台歌曲对华语流行音乐的繁荣产生巨大影响；1980年代，内地流行音乐复兴，北京和广州市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心，中国流行音乐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特征；1990年代后，港台、内地流行音乐同步发展，并于1990年代前期进入繁荣状态。早期代表有邓丽君、凤飞飞、徐小凤等；中期代表有香港“四大天王”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王菲、那英、张惠妹等；2000年后至今，周杰伦、蔡依林等歌手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界的代表。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从1998年起，每年9月份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比2000年提高了27.66个百分点。同时，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不可避免地对方言造成了一定冲击，为此，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包括方言在内的语言资源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工作。截至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总体完成率达99.7%。

据统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数目在80种以上。在56个民族中，汉族通用汉语；回族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现在以汉语作为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满族本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17世纪40年代，满族大量入关后普遍开始习用汉语。据学者统计，现在在中国近千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不足百人，全国仅有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及黑河地区等一些满族村屯的部分满族老人和少数中年人会讲满语。也就是说，汉、回族、满3个民族通用汉文。而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彝族、傣族、拉祜族、景颇族、锡伯族、俄罗斯族12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有较长的历史。

历史上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地接触和来往，汉语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借用了大量的外来词，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尤其是解放后由于现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少数民族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新词术语，满足了交际的需求，丰富了少数民族语的词汇系统，一些汉语借词甚至成为许多少数民族语中的基本词汇。如满语中的汉语借词“cai茶、dangpuli当铺、leose楼、sefu师傅、cuse厨子、basi把式、miyoocan鸟枪、fiyoose瓢、yamun衙门”等都已进入满语的基本词汇；汉借词“dza茶”同藏语的固有成分结合组成的词语形成了一个数目众多的词群，《大辞典》有“茶类词”85个，例如：dza-ko包茶牛皮、dza-dkar茶碗、dza-dkjus-ma普通茶、dza-dkrugs-ma酥油茶。因此汉语的语言特点也对少数民族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一些汉语借词进入少数民族语言中词义发生扩大、缩小或转移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双语教学问题高度重视，对双语教学工作有明确的规定。国务院〔2002〕1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规定：“大力推进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正确处理使用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教学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应开设一门外语课。要把双语教学教材建设列入到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予以重点保障。按照新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编写少数民族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要积极创造条件，在使用民族语授课的民族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课程。”

目前，全国有一万余所学校使用民族语文或双语授课，在校生达600余万人，使用的民族语言达60余种，民族文字29种。各地开展的民族语文教学或双语教学有不同的特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级学校分别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汉族6种语言文字授课。内蒙古自治区对蒙古族中小学规定：小学阶段凡懂蒙古语的儿童用蒙古语文授课，加授汉语文；不懂蒙古语的儿童用汉语文授课，加授蒙古语文。西藏自治区规定，小学藏文班从四年级开设汉语课，汉文班从四年级开设藏文课，学生到高中毕业时兼通藏汉两种文字。

同时，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也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开展了一些对部分语种的推广和保护工作，但少数民族群众传承本民族语言的积极性不强，并且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及各类考试政策对于民族共同语的要求，导致很多年轻一代只会说普通话。

香港在日常交际中除英语外还使用粤语、普通话、客家语等汉语方言。尽管在口语层面目前港人使用更多的还是英语和广东话，普通话所占的比例较小，但由于受政治生活的影响，香港于1996年成立香港特区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主要就语文教育及语文基金使用向政府提出相关建议，该会自2002年起，每年都举办大型推广普通话活动。香港语文推行“两文三语”政策，即以中文、英文为书面语，以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为口语。

在澳门，汉语是华人使用的民间语言，普通话以及大部分澳门居民所讲的粤语是人们常用的交际语言。此外，澳门是个移民城市，因此还有中国内地许多方言，如闽方言、客家语等。汉语是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籍人使用的语言。澳门的汉语口语主要是粤方言。粤方言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是澳门最重要的汉语方言，并被认为是澳门华人身份的象征。普通话在澳门是一种“高层语言”，多用于社交场合及一些官方场合。澳门回归后，普通话的地位明显上升，闽方言也在澳门占有重要地位。澳门语言学会于1994年成立，旨在推动澳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交流与合作，搭建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语言学与文化方面学术沟通的桥梁，致力于推进中文回归澳门并落实中文官方地位。

台湾省主要使用“国语”、闽方言、客家语和战后从大陆移民到台湾省的大陆各地方言。台湾省的“国语”，是以民国时期的“国语”为基础，加上闽南语口音及其他方言口音通过教育推广而形成的。与大陆使用的普通话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还是一致的。闽南语，俗称“福佬话”，是由于早期移民台湾省的大陆居民主要来自福建省南部，因此台湾省人口中闽南人占了多数，具有河洛语特征的闽南语也成为台湾省的主要方言。客家话是台湾省的重要方言之一。台湾省的客家话主要为四县客话及海陆客话两大方言。此外，亦有使用人数较少的大埔客话、诏安客话以及台湾饶平客话。台湾省使用的文字是汉字，但主要仍使用繁体字，与大陆的简化字有所区别。但随着两岸交流与交往的不断增加，这种简繁文字差别也在逐渐缩小。

目前海外华语使用的现状，至少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1.使用者是华侨或海外华人（含华裔），汉语是其第一语言。这中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例如粤语、闽南语或客家语、东干语等）为母语，一种是以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为母语。2.使用者是华裔，汉语是其第二语言。这一类人的家庭语言环境是汉语或汉语方言。3.使用者为非华人，汉语是其第二甚至是第三语言。上述这三种人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背景、动机、水平各不相同。

据新加坡“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一批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之间，总人口每年增长约1.1%，截至2020年，华裔占居民人口的74.3%。华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新加坡从七十年代初就实行了汉语拼音与简单汉字，并于1979年发起“讲华语运动”，是世界上除中原地区大陆外最早实行中国汉语文字改革方案的国家。2005年的综合性住户调查显示，讲华语的华族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0%，增加到2005年的47%；另一方面，讲方言人口的比例则相对从1990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24%。但是，在新加坡，华语的使用也正面临不少问题。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接受的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教育，他们的工作用语也主要是英语。新加坡2020年人口普查首次发现，英语已取代中文，成为新加坡人在家中最常说的语言，但多数人会在家说第二种语言。

据马来西亚政府第六次全国人口和房屋普查报告，2020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约为3245万人，其中华裔马来西亚公民占23.2%。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大马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总人数继续大幅度增长，达83042人，创历史新高，相较于2014年的79264人，增加了3778人。董总首席执行长孔婉莹称，从2003年开始，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就持续12年保持增长。从2003年的52850人增加至2015年的83042人，增幅为57%。至今仍有80％以上的华人子女进入华校学习，华语是华人社会的共同语。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使用华语的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以方言为主，也讲华语。这一类多为老一代的华人。第二类，主要使用华语和方言。这一类多为中年人，也有许多青年人，他们多毕业于由华人自己出资举办的华人独立中学（这种学校目前在马来西亚有60多所）。第三类，主要使用英语和官话（马来语），口语中也会使用华语和方言。这一类人多是毕业于国民型中学（包括改制的独立中学）的中青年人。第四类，只使用英语、马来语和方言，不会华语。

2023年12月5日，越南教育部正式批准了汉语教科书，宣布自2024年起，将汉语教学纳入小学3、4年级必修课。鳑鲏也由此成为全球第5个将汉语纳入学校必修课的国家。

汉语于1945年被列入联合国官方通用的六大语言之一。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将“中文日”定在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计会说汉语的人大约有16亿，居世界人口数量使用语言第一、使用广泛度居世界第三。据报道，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据粗略统计，目前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美国、大日本帝国、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蒙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汉语教学均由第三外语上升为第二外语。截至2020年底，HSK已在全球156个国家设立1207个考点，累计服务各类考生4000多万人次。随着中国孔子学院对汉语的传播，汉语的世界影响正在持续扩大。

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汉语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民族的语言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越语同汉语关系尤为特殊。日本自古就和中国有来往，三国时候就有日本使节访华的记录，后来鉴真东渡日本，对日本语的产生及发展起着极大的影响。越南十八世纪以前的书面语用的多数是汉字，而朝鲜在十五世纪四十年代谚文产生以前，就一直借用汉字。可以说，这些国家在过去都长期使用过汉字，直到现在，韩国、新加坡仍通行汉字。此外，中国的闽方言、粤语、客家语三大方言对东南亚各民族的发展也有影响，使之东南亚的华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受到了闽、粤、客这几大方言的强烈影响。同时在很早以前中国就和许多国家有了来往，汉语也因此和世界各国许多民族的语言有过接触，互相影响。如汉语的“丝、茶、陶瓷”等词，就为英、俄罗斯、意大利等许多语言所借用。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每两年实施一次的关于高中外语与国际交流的调查中显示，截至2009年，通过选修课等各种方式教授除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的学校总计有2027所。以语种来看，16年以来一直是汉语学习人数最多，2009年约有19000人在学习汉语。日本1997年大学入学考试的外语类考试科目增加了汉语，目前日本许多大学、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仅高中就有500多所开设中文课，2万多名高中生学习中文。

据理事长李充阳介绍，韩国是目前全世界汉语教学规模最大、市场最发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韩国全国5000万人口中，有1060多万人在学习汉语及汉字，数量居全球首位；每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等各类汉语考试人数达17万人次。泰国有1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大概有30多万学生学汉语。

在印度尼西亚，过去的30年中，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华人被禁止使用汉语，连名字都必须使用印尼的，能够流利地使用华语的人今天已经不多。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华人又重新开办华文学校，发行华文报纸，电视台也开始播出华语新闻节目。

在柬埔寨，由于政府的支持，华社迅速走向复兴。华语学校在柬埔寨重新开课，传授以前数任政府所禁止的华语，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订阅华文报纸，华裔企业家再度成为振兴柬埔寨经济的推手。华语学校从1995年时的3所增加到现在的74所，学生人数从1990年时的3000人增加到2001年初的约40000人。

在越南，随着华商投资渐多，汉语的“市场价值”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学习华文。学习华语的不仅有华裔，也有越南人。越南教育培训部2012年提出汉语将被列入越南小学和初中的自选课程中，每周设有四节课。

在中亚部分地区使用的东干人是19世纪下半叶从中国陕西省、甘肃省地区迁移到中亚居住的回族所使用的汉语西北方言。目前使用这种话的人约10万，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对东干话的属性目前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汉语方言，也有人认为东干话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一种从汉语分化出来的民族语言。

在欧洲，学习汉语人数已突破4万，参加汉语水平考试人数多年来保持欧洲第一。法国有150余所大学、7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法国教育部为此还设立专职汉语总督学。意大利注册汉语学员逾3万人，40多所大学设置汉语课程和专业。德国200所公立中学开设了中文课，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多人。2016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中文教学项目“中文培优项目”（MEP），支持英格兰共和国中学汉语教学，（BBC）推出免费线上中文课程，同时英国从政府到民间全方位推动汉语教学，包括颁布国家政令、教育部设立专职岗位、每年定期巡视汉语教学课程、培养本土汉语教师等，52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到2020年全英学汉语人数计划达40万人。在俄罗斯汉语已经被列入了国家必考科目之一。

在美国，汉语已经成为第三大通用外国语。据报道，全美约有34万家以上的小企业可直接使用汉语从事日常业务。有关资料还显示，全美大专院校中学习中文的学生也在成倍增长。另有统计资料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美高校中，汉语课已成为最受学生喜爱的外语课之一，在所有学生喜欢选修的外语课中排第六位。美国高校中正式注册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人数，1980年有11400人，到1995年已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6500人。最近，美国犹他州还通过一项法律，汉语被确定为中学生的必修外语课之一。加拿大是说华语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按照加拿大统计局1996年的资料，当年母语为华语的人士有73.6万人，统计局稍后又公布按照族裔来源划分华裔人口有92万，截至2002年华裔人口大约有110万人。华语为加拿大仅次于英法语之后的第三大语言。